我曾在那里：下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我大多时候是被奶奶照顾抚养。我的父母长年居于外地，从事着当时在我们的村庄里极其体面而高贵的事业－－开饭馆－－这是个一年四季都有钱赚的事业，它也因此比农业更受推崇。我作为留守儿童在村庄里生活到十二岁，那一年终于摆脱了留守儿童的身份－－我不再是儿童了。

年轻的父母像如今的我一样，渴望着一种脱离农村物质充裕的生活。他们那一代人将刀削面带出了山西，使得我在多年后向别人介绍我是山西人的时候，别人总会觉得我家一天三顿刀削面，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但多数情况下，开饭馆并不是一个稳定的行当。我故乡的人们去往他乡，除了带去刀削面还带去了跟风的习惯。也许后来驻扎在你饭馆三里路远的一家同样卖刀削面的饭摊，就会让你多年的经营功亏一篑，它会分担你的客源却并不承担你的苦难。这种恶性的竞争伴随着每一个开饭馆的人，于是记忆里我父亲时常背着一个行囊挤上远去的火车去寻找下一个适合开饭馆的城镇。饭馆越来越多，可供生存的空间如同村庄里可供开垦的土地，越来越狭窄。

十九岁那年春天，我和哥哥跟随着父母去往太原。我父亲花了一万块从一个同乡的手中盘下了那个饭馆，又让我哥学了一个星期，就匆匆走马上任担任了厨师的身份。那一年我哥二十一岁。小饭馆的客人大多数是附近的民工，劳苦大众，他们的味蕾如他们的身躯一般粗犷。食物只是用来填饱肚子。

出发的那天早上几乎误了车，我们从运风高速路口的关公铜像乘坐公交去往火车站广场的关公铜像。后人为这位同乡修筑了许多铜像，期望这位武财神能庇佑故土，财运绵长。

我的父亲背着一个布袋和一条被子，布袋里是三十多斤的调味品。四十多岁的父亲背着这些东西兀自跑的很快，风从他的脚下刮过，他便乘上了风。母亲拎着两包路上吃的食物，背着一个背包，身体肥胖天冷衣厚，让她显得十分臃肿。她裹着头巾我从她身后看去，她像个动画片里生了两条纤细的腿的鸡蛋。在穿过进站地道的时候，她被台阶绊倒。我去搀扶她的时候，她便笑出了声。那时候故乡没有动车没有高铁更没有顺风车，离开的人，送别的人都挤作一团。你若体会过那种春运，你便能感受到那可以冲淡离愁的人潮。悲怆的气氛犹如天空的阴云笼罩了离别的车站。我们夹在远征的民工大军中挤上了北上的绿皮车。

火车缓缓起动的时候，我们才勉强将随身的物品塞上了行李架。我们被站着的人困在座位上，成了卡在绿皮罐头中的沙丁鱼。母亲从口袋里取出几片晕车药吃了下去，火车缓缓起动时晃动感，仍然让她眩晕的闭上眼睛。

我们那天的早饭是从家里带的鸡蛋和烧饼，鸡蛋是母亲前一天晚上煮好的，烧饼是运城特有的一种，用炭火炉子烤制的焦黄酥脆。这是无数运城人远行时所钟爱的干粮，它所带给我们的将不只是肠胃的满足。

中午的时候，火车驶过临汾，开始进入连绵的晋中山区。火车在荒芜的山川之中蜿蜒前行，当车头转进另一座山前面的时候，我从车窗看到车尾仍在前一个山头的后面。山川将闯入它身体里的火车扭曲成了一个S。窗外的色彩灰暗单调仿佛色盲者眼中的世界。在我的视线里，远处山下村庄的房屋，低矮扁平，像是画进一张基调苍凉的中国古代山水画里。一条因污染而呈现出赤色的河流，是这幅山水画中唯一艳丽的色彩。那时我曾幻想自己居住在这样的村庄里，过着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

我看到夹在两座山之中的介休城。街道狭长而局促，行驶这样的街道上的车子，每年大约要坏掉几副反光镜。城市在不断的修建扩展之中逐渐攀上了山脚，那是一座有立体感的城，楼房层层叠叠向上延伸，一层更比一层高。我想它终有一天会攀上山顶，成为一座传说中的天空之城。

我们下了火车，又坐上公交到达那个饭馆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七点多。向北跋涉了五百多公里，温度的变化已经极其明显，我仿佛可以看见自己变成一条温度计里的汞柱，瑟缩着脖子又短了几分。这个中国煤炭大省的省会空气污浊干燥而寒冷，可以闻到烟尘的气味。我们的饭馆坐落于晋祠路一个村子里，饭馆的斜对面便是太原一电厂。这似乎可以解释空气中的烟味来自哪里。饭馆后面是一片工地，一电厂的工人和工地的民工成为饭馆主要的客人群体。

那个饭馆既是营业之所，也是我们一家四口的居住之所。厨房的后面被用木板分隔出一块狭小逼仄的空间，里面摆放两张床是我父母和哥哥睡觉的地方，并不比那个河滩中的草棚宽敞。相比起来我睡觉的地方要宽敞许多－－我就睡在摆放桌椅的大厅里。当然大厅里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摆放一张床。每天营业结束后，我把所有的凳子归置在一起铺上被褥，就是我睡觉的床铺。我就在那些凳子上一直睡到我们离开那里。圆形的凳子无法很好的契合，那是个漏洞百出的床。倘若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那它还有可能变成一个四分五裂的床。在那些窘迫的日子里，我连睡觉都像是修行。

饭馆的菜单是开业前一天，我用粉笔写在两张红纸上，贴在当门的墙上。草率的像是父亲接下这个饭馆的决定。大约是父亲觉得我们四个人中只有我写的字才能让大多数人看的懂，我为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而感到高兴。那时候我刚辍学不久，我开始学习一种世俗的与从前截然不同的交流。比如我要经常向客人解释6块钱一碗面绝对值，而不是向他们解释什么是6的绝对值。

晋祠路向西是高速公路的出口，来自大同或者长治的煤炭从这里被一车一车的拉了出来排着队送进一电厂里。一电厂像个吞吃煤炭的饕餮，只进不出，我甚至从未见过煤渣被拉出来。煤炭运输车在晋祠路上来来往往，这条路成了煤炭大省道路的缩影，路面坑洼，空中悬浮着永远落不下来的黑色灰尘。风从这里刮过，风便也有了颜色，是黑色的风；雨从这里落下，雨也有了颜色，是黑色的雨；人从这里走过，黑色的血液便在他的身体里流淌。

初春的早上，我用热水擦拭每个桌凳上的灰尘，灰尘划过桌面沙沙作响，像是无声的岁月在我的心头仔细打磨。我将污水倒在门外。十分钟路面上便会结一层薄而坚实的冰。倘若你从这里走过，一不留神便会跌个人仰马翻，就会让我联想到一坨猪肉。我父亲经常坐公交去下元的菜市场买肉，几十斤的一大坨猪肉装在袋子里，一个急刹车它便从车尾溜到了车头。

十九岁这一年，青春期的叛逆正不时的爆发着仿佛体内困着一只狂躁的野兽，它噬咬着我令我不安。此时我比在河滩之中更加孤独，客人往来，却不曾与任何一个熟识。饭馆西去三百米有一家网吧，是我和哥哥所钟情的消遣之处。我们很多次夜里从网吧出来，行走在空荡的巷子，脚步踢踏，巷子成了一个长长的时钟，我们在时间之上行走。曾有一次，饭馆来了客人，父亲在网吧里寻到哥哥和我，便抽出皮带当头一顿抽打，他试图用疼痛让我体内的野兽驯服。

那样的日子痛苦而悠长像一条麻绳剌过身体。我在饭馆里擦桌，扫地，洗碗，打杂。在那苦涩的岁月里，我看不清往事，也看不清未来。我开始在无事的时候读书，书摊上淘来的盗版书籍，一本钱钟书的文集可以囊括钱老一生的著作，可谓物超所值。那段时间里我读过的文集还有沈从文文集，汪曾祺文集，王小波文集，张爱玲文集，贾平凹文集……盗版书培养了我对文字的兴趣，阅读混淆了我的意识，它让我的思维方式更趋近于一个抑郁的文人，而不是一个市井小民。这是一种危险的讯号，它为我多年后的病症埋下了伏笔。

我记得我高二时候的语文老师对我说过，如果你离开学校，不出半年，你就再也写不出文章了。那时我已辍学半年有余，我却在那段时间里写了十多万字的文章，但是那时候我没有手机，更没有电脑。那些文章都是以手稿的形式被写在几个日记本上。这些手稿也在后来的数次辗转之中遗失了，像是遗失了一段记忆。我在脑海里努力打捞曾经的文字，但极其困难，就像打捞紫菜鸡蛋汤里的鸡蛋。

我和哥哥曾穿过饭馆后面那片工地，去寻找一片在地图上看到的湖水－－晋阳湖，它在地图里像一只蓝色的爪子，从汾河的支流上长了出来。后来的许多个没有客人的午后，我和哥哥就在这湖边散步。那湖边的风景被我们看了一遍又一遍，我熟悉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天气开始炎热的时候，我曾在湖水中游泳，我虽生于北方，但自小浸泡在黄河水中，所以极善游泳。我独自一人游到湖心，那是只有我能到达的地方，因此我便看过别人不曾看过的风景。我躺在湖面，如一具浮尸，天空倒映在湖水中，我变成了天空中的浮云，那是从未体会过的安宁与自由。

我们曾在湖边见过两个美丽的姑娘，那时候我们刚从湖中出来，她们朝我们招手。我们的身体便被她们勾了去，我们幻想着姑娘的美丽，面红耳赤。她们走我们也走，她们停我们也停，保持着一个产生美的距离。直到她们消失在一片小区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那两个姑娘，像一切有关美好的幻想。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是因为那半年里，我再没有遇到过其他的姑娘。

我在从前的文章里提过一件事情，就是我曾骑着一辆父亲用来买菜的破旧自行车，沿着一条灰尘飞扬的郊区道路，从城北一直骑到了城南。那时候我试图离开那个饭馆，我打算去一个经济开发区寻一份工作。我记得那个经济开发区，道路宽敞平坦，路旁林立着白色的厂房，空气湿润而干净。那是可以自由的呼吸的地方，不必担心吸进一鼻子黑色的粉尘，那简直是人间天堂。我看到一个工厂里新入职的员工正在参加入职培训，一群如我一般年纪的男女，与他们相比起来我觉得我们一家人像是活在地狱里。我渴望融入他们，如同渴望一张柔软而结实的床，不会在半夜里把我摔在地上的床。

我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管理登记的人员问我什么学历，我说：“高中”。他要我拿出毕业证，我说没有，他说没毕业证不行。可是我指天发誓我在上完初中以后，又在学校受了两年摧残，可是虽然天很大却不具有毕业证那般天大的功能，我为自己没有指证发誓的资格而懊恼不已。

他又说：“你拿出能证明你最高学历的证书来”。当时中考时由于我幸运的考了个高分却不幸考上了高中，所以初中的毕业证便无关紧要，所以不慎丢失。即便现在能找出来想必也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真假难辨。而至于小学我甚至不记得是否发过毕业证，所以现在的我虽然被无私的蜡烛照耀了十多年，却仍无法证明自己是否小学毕业，小学没毕业自然是幼儿园水平。 所以一个上了十多年学的人，至今幼儿园水平。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幼儿园水平的人写下此文。

后来我父亲委托一个老乡，介绍我去了一个工厂里上班。随后我逃命似的搬去了工厂的宿舍。那是我那半年里第一次睡在踏实的床板上。每当节假日我会坐上公交车回到饭馆。母亲会为我准备我喜欢的饭菜。在此后的很长时间，我每个月只留两百块的零花钱，将剩下的工资打在父亲的银行卡里。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饭馆旁边新开了另一家运城人开的饭馆。竞争之下，生意一落千丈。父母又勉强支撑数月关了饭馆回了家乡。而我孤身一人留在太原一直在那个工厂里工作了两年多。父母把开饭馆的技能传给了哥哥，而我正在寻找一种不同于村庄中其他人的生存方式，如一头离群索居的狼。我在这条路上孤独的探索前行，如我对梦想的执着。

父母离开太原后的一年，我又坐上那辆去往饭馆的公交车，我想去吃一碗来自故乡的刀削面，我想看看那个我写的红纸的菜单是否还贴在那面墙上，我想去晋阳湖看看那里的树那里的石头，望一望那天上的云。或许还可以循着从前的足迹，找到曾经那美丽的姑娘。

在即将到达的时候，公交车转进了一个我不熟悉的街道，一直把我带到了下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