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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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散文诗《秋夜》中，有一句很是质朴的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我无意拾人牙慧，但先生描述的场景，像极了我家的院子，院子里错落地生长着几株大树，有洋槐，有杨树，有梧桐树，但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两棵苍老的枣树。

这两棵枣树年代应该很久远了，自从我家搬到这个院子里就安静地存在着，树皮粗糙斑驳，树干扭曲蜿蜒，北面的一棵略粗，有碗口粗细，南面的一棵略细，直径也就十来公分，却都是一般的生机勃勃、枝繁叶茂，两棵树相距三四米，平日里就成了母亲拴晾衣绳的天然支架。枣树有刺，夏秋季节还经常潜伏着毛毛虫、蛰拉毛子，让人唯恐避之不及，但每到农历中秋时节，两棵枣树上挂满了红润饱满、鼓鼓囊囊的枣子，把树上的细枝儿都压弯了，煞是馋人，这时候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枣树的好处。家乡的枣树有两种，一种叫“笨枣”，一种叫“脆枣”，笨枣脸长，大个儿的能有四五厘米长，大拇指粗细，必须得周身都红透了才最甜，口感比脆枣略硬，掉到地上也不会摔坏；脆枣脸圆，个头能长到土鸡蛋那么大，表皮红了一小块就可以吃，口感不如笨枣那么实在，若是等到红透，脆枣就由脆变软，从树上掉下来就摔成一滩枣泥，吃不得了。我家的枣树都是笨枣，也是我最爱吃的一种。

打枣是一件很隆重的事儿，小时候我嘴馋，老是等不到八月十五就央求着父亲打枣吃，可父亲非得等到树上的枣红了个七七八八，小鸟们陆续开始飞到树上啄食最甜的红枣了，才终于答应开始打枣。小学以前，我只能充当捡枣子的角色，仰着脖子眼巴巴地盼着枣子落地，上了初中以后，我就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长竹竿，摇身一变成了打枣人。先是站到院子里，伸长竹竿打落底层的红枣，可不能见枣就打，得瞅准枣子最红、最密的地方下竿，稳准狠的一竿下去，熟透了的枣子就噼里啪啦落了一地，院子都是黄土地面，虽不松软，倒也不甚坚硬，枣子们摔不坏，不必急着捡拾。红透的枣子打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还未熟好的枣子就留着过几天再打，底层的枣子打完，就爬到平房顶上，居高临下打树顶的红枣，别看一个小时就能完工，但长时间擎着长长的竹竿，还是挺耗体力的。从房顶上下来，看着铺满院子的红彤彤的大枣儿，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红玛瑙，心里的兴奋和满足感就甭提了，赶紧和父母一起盛到筐子里，一边防备着碰到蛰拉毛子，一边迫不及待地挑了最大最红的枣子往嘴里塞，细细咀嚼那种最原始、最自然、最朴实无华的甘美滋味。父母平日里对街坊邻居都很友善，村里不是每家每户都有枣树，那时候孩子们可吃的零食也不多，每年打了枣，母亲都会装了好几兜，给几家近邻送去，请大家一起尝尝鲜甜甜嘴儿。剩下的枣子还有很多，一时半会儿吃不完，母亲就把最饱满的红枣挑出来洗干净，放到笼屉里蒸熟，既可以刚出锅趁热吃，也可以晾凉了慢慢品尝，口感绵软香甜，另有一番风味。

村子里的房前屋后、河堤沟沿，也零星长着几棵枣树，房前屋后的几棵都是脆枣，河堤沟沿的多是酸枣，也都逃不过我们这群顽皮孩子们的洗劫。这些枣树都是无主的野树，平常无人过问无人打理，加上鸟类和害虫的侵扰，枣子的产量自然比不上家里的枣树。还没等树上的枣子变红，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打起了它们的主意，从家里拿竹竿是不太现实的，父母怕孩子们胡闹，一般都不会允许，我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之前说过了，枣树上都有刺，还经常有蛰拉毛子这种凶兽出没，没人敢往树上爬，效率最高的办法也没了用武之地。可再多的难题也难不住吃货的心，不能爬树，也没有趁手的工具，都不要紧，我们可以用粗树枝、秫秸秆往树上扔，一样能把枣子砸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扔了几十次，终于成功地把树枝和秫秸秆挂到了枣树上，打落的枣子却少得可怜，又都是脆枣，掉到地上都成了枣泥，个别幸存的枣子也砸出了凹坑，而且又生又涩，一点儿都不甜。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此时此刻，吃枣反而不是最令我们开心的事儿了。和野生的脆枣树相比，酸枣树实在是太矮小了，矮小得让人很难相信它们居然是木本植物。酸枣树往往都生长在河岸、土坡上，树叶荒疏、果实稀少，酸枣最大的也就和鹌鹑蛋差不多，最小的状如豌豆，而且酸枣树棘刺又多又长、坚硬无比，稍不留神就会被刺伤。摘酸枣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的活计，即便是熟透的酸枣，也是肉少核大、酸涩微甜，虽然并不好吃，但钓胜于鱼，酸枣带给我们的欢乐，今天早已经无处寻觅了。

李虎，2019年3月13日于济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