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名与实之思3

读书||名与实之思3

而名学的另一代表公孙龙则主张“别同异”，过分强调概念之间的差异性与独立性，得出了“白马非马”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后期墨家发挥了墨学“取实予名”的思想，认为名和实的关系是“以名举实”，“举，拟实也”。

他们还把概念分为“达名”、“类名”、“私名”，即普遍概念、特殊概念和个别名称三类，指出它们和客观实在的关系分别是：“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就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名实观。

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况，对名实问题作了比较正确的解决。他总结了前人的得失，对于为什么要有名，为什么会有同名和异名以及怎样制名，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对于如何运用名来表达思想，进行辩论，以及解决名实问题的社会意义，也作了比较深刻的阐述。

他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原则，认为名为实所规定，名是用来说明实的，故同实者同名，异实者异名；客观事物有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的区别和联结，所以概念也有“共名”、“别名”、“大共名”、“大别名”之分；什么实用什么名，什么名代表什么实，并非一开始就是固定的，而是“约定俗成”的，肯定名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荀况还将当时名家各派在名实关系上的种种混乱，归结为“三惑”，并一一予以剖析：①“惑于用名以乱名”，即用自己特定的“名”或“名”的特定含义，去乱大家公认的“名”或“名”的一般含义；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②“惑于用实以乱名”，即用个别事实去乱一般概念，以偏概全；③“惑于用名以乱实”，即违背大家共同使用名词、概念的习惯，利用名词、概念的不同来抹煞事实。荀况对“三惑”的批评，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了当时名辩思潮中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倾向。

秦汉以后，名实关系仍然是哲学论争的重要问题之一。董仲舒一方面提出“名生于真”，“名者所以别物也”；另一方面，他又把名说成是圣人体察“天意”的产物，认为事物要服从它的名称，而一切名都要服从天意，最终是名决定实。

和这种唯心主义的名实观相对立，东汉的徐干明确指出：“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南北朝人刘昼也肯定实是第一性的，“名以订实，实为名源”；所谓“正名”就是要做到“实由名辩“，“不使名害于实，实隐于名”。

中国哲学中关于名实关系的辩论后来由一般认识论引申到方法论。王夫之说：“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他所谓“知实而不知名”，是指专用归纳法；“知名而不知实”，则是专用演绎法。他主张将两种认识方法结合起来，求得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名实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