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国企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三分之一的国企是小幅度亏损，另外的三分之一国企勉强维持收支平衡。政府就推了一个市场化改革，把这些国企拍卖掉。很多就被国企的领导买走了，这些国企就变成了私有的企业，国企领导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
其实按这种方式形成的企业家有特别多。这帮企业家接手国企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因为国企养了很多闲人，市场化之后你自负盈亏了，肯定要裁人，于是就形成了著名的九十年代国企下岗潮。
当时影响非常大，比如那时候的春晚，黄宏演过一个小品叫《打气儿》，有这么一句台词：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刘欢还创作了一首歌叫《从头再来》，其实也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为这些下岗的职工去创作的歌，鼓励大家不要自暴自弃。
国企改制确实让很多企业扭亏为盈，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造就了一批好企业家。问题是后来很多人逐渐地开始不满这件事了，因为大家发现，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导致了很多国有资产流失。
国企改制涉及到定价权的问题，国企的领导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很可能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拿到国有资产，就变成他自己的了，这不是不公平吗？所以好多人都很怀疑当初的国企改制，包括后来像郎咸平之类的经济学家跑出来在媒体上炮轰这事。
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最近几十年都在做市场化的改革，都在搞自由市场，过程中经历的很多问题跟中国之前经历是一模一样的。
2004年的时候，乌克兰当时最大的一个国有钢铁厂要实行私有化，被乌克兰总统的女婿以八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这就引起了特别大的公愤。
后来乌克兰出了一个美女总理，叫做季莫申科，她发动了橙色革命，席卷了整个乌克兰。于是2005年的时候他们重新组织这个钢铁厂的拍卖，出来的价格是48亿美元，整整是原来的六倍。大伙就都明白了，当初就是中饱私囊、官商勾结。
实际上好多没有搞砸的，通过一个低价拿到了比较优质的资产，对个人的财富来说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膨胀，于是就产生了好多超级富豪。
这个状况发生最多的是在俄罗斯，它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现在的俄罗斯好多土豪都是当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国有资产私有化，把这些自然资源都占住了，于是都成了俄罗斯的寡头。
2012年的福布斯富豪榜上总共大概有1200多名亿万富豪，其中有111名就是通过前苏联的国企改制变成寡头的。技术精英总共是90位，金融大亨有77位，都赶不上搞矿产资源的。所以对于超级富豪这个群体，通过国企改制，自由市场改革获得财富的这种方式，其实比谷歌搞技术革命或者华尔街搞金融交易，来得更方便、更直接。
现在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多的地方是俄罗斯，俄罗斯亿万富翁总财富加起来相当于俄罗斯经济产出的五分之一。美国有424名亿万富翁，他们占美国经济总体量的10％。韩国有20名亿万富翁，他们的财富占韩国年经济产出的4％。所以俄罗斯的土豪对财富的掌控其实是更严重的。
2012年的福布斯排行榜发现，莫斯科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最多的城市，大概有78个亿万美元以上的富翁，而纽约只有58个，伦敦大概就是相当于莫斯科的一半，39个。所以有人说，现在俄罗斯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可能比俄国沙皇时代还要严重。
实际上最离谱的富豪是墨西哥大亨，卡洛斯·斯利姆。有几年超越了比尔·盖茨成了新的世界首富，那几年斯利姆的个人财富到了69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墨西哥人平均年收入的40万倍，创造了历史之最。历史上所有出现过的土豪跟普通人收入的差距，这是最大的一次。
他个人的财富能够占到墨西哥GDP的6％，而且他业务线特别广，你要在墨西哥打个电话，抽根烟，或者坐一趟飞机，都可能需要向斯利姆支付几块钱。墨西哥的首都有一家饭店，他们菜单上写了一句俏皮话：这儿是墨西哥唯一一处不属于斯利姆的地方。这么调侃，说明斯利姆权力之大。
斯利姆也是靠国有经济私有化低价拿到了国家拍卖的一些资产，他当时跟墨西哥的总统是好朋友，就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产业。他现在的电信帝国掌控了墨西哥80％的固定电话市场和70％的手机市场，这是一个标准的垄断。
他对创新的投入比例肯定是非常低的。躺着就能挣钱的话，为什么去创新？墨西哥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是成员国里面电信专利技术申请最少的。从1991年到2005年，墨西哥的电信公司没有申请过任何一项技术专利。还有一个后果就是高价。墨西哥的企业铺设手机电路和通信电缆的费用，在整个APEC国家中是成本最高的，效率特别低。这个价格就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印度跟中国也比较像，印度大概是从1991年开始市场化的改革。1991年之前资产在亿万美元以上的富翁有一个，改革之后他们出现了48名亿万富翁， 2012年的资产总净值占到了印度GDP的14％。发展中国家财富集中度其实是更高的。
这种财富集中度跟推行国企改革时间节点刚好是卡上的，就反映出这些发展中国家超级富豪，他们财富的产生方式往往是跟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常见的都是裙带关系。
这就证明了经济学上的一个名词，叫做寻租。权力寻租就是一种明面上的腐败。发展中国家的富豪基本上都是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聚敛财富，在聚敛财富的过程中把权力寻租用到了极致，于是就获得了超额的利润。
实际上，像华尔街或者伦敦的金融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寻租，只不过他们的寻租是另外一种。他们用的是一个高大上的词，叫金融创新。零八年世界金融危机出现之前，整个全球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讲一个词，叫金融自由化，就是说要求监管越来越宽松。
腐败实际上分两种，一种是非法的，就是刚才讲的发展中国家这些超级富豪，发迹的时候靠低价拿到了国有的公共的资源。
还有一种腐败属于合法的，就是出一个政策上的便利，方便超级富豪去垄断或者去扩大自己的优势，这种方式明面上是找不出毛病来的，看上去还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的意味在里面。实际上这种腐败是更难防范的。
每年全球的这种合法的腐败大概浪费的产值有一万亿美元，比那些公然的贿赂要高好几个数量级。
如果政府官员只是受个贿，让某个企业拿到某个经营牌照，或者低价给他一部分特别珍贵的资源。小企业确实付出了一些腐败的成本，可是这种腐败毕竟还是小，因为它只是危害一家企业或者一个行业。
如果像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一样，直接通过影响白宫然后制定一些符合自己的游戏规则，把全社会的财富向他们手中集中，这个危害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的损失更大。
有一个学者让全球商界的领袖对104个国家的腐败状况进行评分，包含两类，公然的腐败，合法的腐败。就是想看看，这些世界顶级的商人眼里，哪些国家是公然腐败最多的，哪些合法腐败最多。
结果美国的公然腐败是世界上比较少的之一，在104个被调查的国家里大概排到第25位。到合法腐败上，这些世界顶级的商业圈的人把美国排到了第53位。这些世界顶级的富人直接跟国家这些官商打交道，他们很清楚，美国现在这种合法腐败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商人变富了之后就开始跟政治打交道，试图去影响政策，可是合法腐败披着合法的外衣，所以想批评其实是非常难的。你会发现媒体经常写一些评论文章，说华尔街贪婪，政府跟华尔街穿一条裤子。但是人家是合法腐败，你在明面上根本就找不出证据来。
华尔街做的这种跟政府的交换，都是有一些高大上的名词，比如金融创新。任何一种改革、创新，其实跟腐败都是天然的一体的东西。你可以把一个东西说成是改革创新，也可以把这个东西说成是让一部分人拿到利益。
咱们的国企改制，确实让国企变得有活力了，很多扭亏为盈了。这是个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也造成一部分人以比较低的价格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很难单独拿出来。这就导致这种腐败具有特别强的隐蔽性，你很难去揭露它。
制定改革的技术型的官僚也很容易跟这些富豪挤到一块去，穿一条裤子。
早期做改革设计的时候，这些技术型的官僚一般都是出于一个好的初衷。他们做完改革之后，就很容易心理不平衡。我做的改革，你们一小部分土豪收入越来越多，把改革的果子摘走了，而我仍然在拿一个死工资。
即便你是一个特别正直的公务员，心里也难免产生一种不平衡。假如这时候一个华尔街的商人跑来给你输送一些利益，让你往这个改革的方向继续推进，你很可能就会觉得这只是把我以前应该得到的利益再拿回来。
这其实是技术型官僚非常常见的一种心态。
金融这类的行业产生特别高的收入之后，还会造成好多监管部门的人跳槽到华尔街去，下海经商去了。美国有个金融监管机构叫SEC就做过一项研究。1980年的时候，美国证监会的一把手工资收入跟顶级的金融机构的领导收入差距是十倍。到2005年的时候，收入差距就变成了60倍。
现在大学生也看清了这种形式，现在的哈佛大学的大学生都是一窝蜂跑进华尔街，找一个金融机构挣一个高薪。七十年代的哈佛毕业生，他们最一流的工作是搞学术或者是考公务员，干律师、医生是比较体面的。就业的变化反映了金融机构收入这些年的增长。
有两个经济学家做过一个研究，看收入到底跟哪些因素有关。全球化、技术革命、计算机、金融衍生品的诞生，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如另一个因素对金融业收入的增长助推最大，就是金融监管的宽松。
他们认为华尔街收入的增长40％的原因都是因为金融业监管的宽松。华尔街这帮人创新能力太强了，特别需要法律给一个特别宽松的金融政策。这样能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挣到更多的钱。从2000年到2006年，关于加强金融业监管、房地产行业监管的法律通过率是5％，而放松监管的法律通过率是15％。
自由创新的本质其实就是寻租，华尔街这种创新本质就是不断地规避监管，监管也是跟他们达成一种默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松散。
零八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另一个名字是次贷危机。次贷的意思就是信用比较差的贷款。美国当时房价一直涨涨涨，好多穷人也想贷款买房子，可是信用条件不行，自己也没啥资产，过去的信用记录也不是特别好。正常的银行都不会贷款给你，但是华尔街的银行照样把钱贷给这些信用特别差的穷人，利息特别高。
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风险握在自己手里，就把这些贷款直接卖掉，卖给证券公司。这些证券公司把这些贷款打包成一个理财产品，把这些理财产品再卖给其他金融机构，把风险分散。甚至还拉保险公司进来，再给你加一层保险。
金融圈好多信用评级机构一看这么多大机构参与进来了，那信用肯定很好，于是就评了一个特别高的分。评分越高，大家就越跑来买这种金融产品。
这个游戏就跟一个泡沫一样，一直一直玩下去，结果这个泡沫越来越大。这个游戏要玩下去，房价必须得涨，因为房价涨就能确保穷人一定能还得起贷款，再不济把房子卖了。可是如果房价跌了呢？房子的价值比你贷款的额度还低了，那就毁了，金融危机就是这么发生的。
这个漏洞是很明显的，可是整个美国法律对这个东西监管是无比之松，最终导致了整个美国，好多普通人的财富灰飞烟灭了。
最近这些年，你会发现这些超级土豪不仅仅想去主动影响政治，还想去影响社会舆论。阿里巴巴就收了第一财经日报、新浪微博，还有几本杂志。墨西哥卡里姆斯利姆2008年到2011年之间曾经是纽约时报的第二大股东。
利比亚卡扎菲搞独裁统治被老百姓推翻了，可是卡扎菲家族可是特别有钱的，他们给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150万英镑的礼金，这个学院就给了卡扎菲他儿子一个学位。摩立特集团就给卡扎菲提供一些有偿的咨询服务。
所以这种打着赞助、商业收购之类旗号的合法腐败正走向全球各种学术团体、咨询机构、媒体，他们在商业利益都无法保持一个中立的位置。
这时候就有了一个根本的命题，这部分顶尖的富豪跟普通人差距拉大，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14世纪的时候，意大利的威尼斯一度是整个欧洲最富有的城市，当时财富是英国伦敦的三倍。威尼斯共和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经济水平非常高。
好多经济学家研究发现，这个经济的核心制度叫做康曼达协约。其实就是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原型，它是一种合伙制。
比如说要远洋航行跟对岸的人做一个生意，你肯定是冒着生命危险，出人出力，就需要分散风险。这时候我是一个投资家，我就把钱给到你，我出钱你出人，咱们合伙挣的钱约定一个比例。
这个其实就是后来的股份制公司。把整个社会人员的流动都刺激起来了，于是威尼斯就出现了特别多的有钱人。有钱人逐渐就成为社会精英，因为有这个制度的存在，社会精英的比例就扩大非常多。
比如说社会精英可能达到60％、70％，这是非常理想的社会结构，大部分人比较富裕。所以国家这时候是受益的，因为这种社会结构最安全，也最富有。可是对于顶级的富豪来说，社会流动其实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外部的这些竞争者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挤进来，成为新的顶级富豪。所以说这种流动、这种创新会带来破坏力。
掌握权力的往往都是些顶极富豪。威尼斯的顶级富豪就在1915年，在威尼斯经济实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出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叫做闭门政策。就是说要逐步实现政府的控制，原先那种股份合作的方式不要了。
这个决定导致了全社会的精英人群开始萎缩，超级富豪逐渐变成寡头。越成为寡头之后，威尼斯整个国家就越衰败了，到1500年的时候，威尼斯人口比1330年还要少，接近200年这个城市的人口密度、繁荣程度一直在倒退。到了17世纪、18世纪，威尼斯这个城市基本就是不入流了。
这就说明，如果贫富差距一直发展下去，任由这个寡头去影响政治，那最终整个国家可能会衰败。
你去看看现在的商业竞争，所有的大企业通常都是在建立自己的防火墙，防止别人打进来。阿里巴巴、腾讯天天都在说建立一个生态链，内部循环可以排除外在的竞争者。我不跟你们协作，就能做成很大的生意。
2008年的时候，股神巴菲特给股东写信，阐述了一下投资哲学，其中里面就有这么一句话：一家真正伟大的企业必须拥有一条稳定的护城河，来保护自己的投资资本，获得超高的回报。
这时候他们的想法其实就有点像当年威尼斯的那些寡头了，制定法律不让别人进来，把寡头特权传给下一代，不让外面人来抢。实际上，过去的几个世纪所有的政治战争，大部分时候都是新入行者跟老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一个冲突。你在新老入行者之间划一道护城河，一定不是为普通人的利益服务的。
微软这家公司一度是全球最受推崇的科技公司，特别创新，可是沦落到现在，所有创新型的公司都拿微软当一个负面样本。微软建了护城河之后，确实让比尔·盖茨成了亿万富翁，而美国、欧洲的很多商业部门都裁定这个是垄断，这条护城河对其他人都非常有害，并且强制让微软去拆除一些护城河。
这就意味着如果财富的分配继续两极化，这种寡头掌握的财富对政治的控制越来越强的话，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一定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阻碍，跟整个国家的利益是不符合的。我们一定要反对贫富差距，想办法去限制这些寡头出现。
《巨富》这本书理论性不是特别强，但是给了特别多的实证调查，一手的资料特别多，还是给了我们不少启发。尤其是给了我们一种，跟简单的情绪宣泄不同的理性的思考。我们能理性地想想，贫富差距逻辑上的悖论到底在哪，这个还是对我们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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