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呐喊》| 《药》

精读《呐喊》| 《药》

在我读高中的时代，教材还没有大改，先生的《药》依旧还在教材中。

那个版本的人教版课本，把《药》、《项链》、《陈奂生上城》和《守财奴》（《欧也妮·葛朗台》最后一段）放到了一个单元，应该是作为短篇小说的典范来讲的，正好两中两洋，相得益彰。但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后面三篇并不仅仅是短篇小说而已，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较为明显的讽刺小说属性——《项链》中的资产阶级和《陈奂生上城》中的农民陈奂生都有明显的虚荣心，葛朗台就更不用说了，认真读过的人都不会忘记扑向镶金十字架而死的葛朗台形象。

按照这个分类，《药》显然也是被当成讽刺小说一类的作品了。可事实真得如此吗？

以故事来看，《药》讲了一个悲剧。小栓得了痨病，父母用好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去买了人血馒头，结果小栓依旧不治。小栓的母亲去上坟，却正好遇到了人血的来源夏瑜的母亲也来上坟，两人的坟相对而立，一个是劳苦的下层阶级早夭儿，一个是年轻牺牲的革命志士，乌鸦凄厉的惨叫着，两个女人互相扶持着离开了墓地。

这个故事的讽刺属性，大抵来自于老栓夫妻对于人血馒头的迷信吧。这也与先生的经历有关系，他曾经为了给父亲治病，见多了各种奇怪的方子，“原配的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等等，所以他才矢志学医，对这些迷信医学自然是深恶痛绝。

但以文本来看，《药》是以一种悲观而伤感的语调来叙述的。比如开头：

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身，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满了青白的光。

背景秋天后半夜的描述、遍身油腻的细节、青白所塑造的惨淡氛围，无不把故事往低落的方向引导，这可不是一般讽刺小说的写法。诸如此类的描写，在后文中还有很多，这也是先生文笔的一大特色，在此不再赘述。

《药》还有一个特点——其精神的内核并不聚焦，常常会在一些短句中透出一些小的想法，如果贸然把这些想法本身归于小说的主题，也是很容易得出一些浅薄的理解的。

比如写老栓等待行刑的过程：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这段“围观”的描写，与先生自己看的日俄影片杀中国人类似，是对中国人喜欢“凑热闹”的厌烦。

再比如写墓地：

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两面都已埋到层层叠叠，宛然阔人家里祝寿时候的慢头。

这显然是在抨击贫富差距了。

但这些终究只是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小的灵感和想法，并不能成为小说的主题。

从结构上来讲，整篇小说建立在两个年轻人的悲剧上，一个是小栓，另一个是夏瑜。小栓作为明线，夏瑜作为暗线，先生甚至没有写出夏瑜死的场景，只写了一句“那红的还在一点一点往下滴”。但整篇小说没有出场的夏瑜，却是小说的灵魂人物。

夏瑜的原型，毫无疑问就是秋瑾，但先生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距离秋瑾牺牲已经过了十多年了，大清已亡，秋瑾的愿景，按理来说也已经实现了才对，再把这个人物搬出来，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这就要说到小说的背景了。《药》写于1919年4月，真正的五四前夕，也正是知识分子们自信心最强的时候。那时的大学生在留洋派的领导下，很容易形成一种优越感，相信自己可以改变整个国家，改变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仇恨一切封建势力，清王朝、军阀等等，但他们最仇恨的其实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人民的愚昧无知，总会让“明白人”怒其不争。

但通过夏瑜这个角色，先生表达了不一样的观点。夏瑜对于自身的被捕，并不是愤懑的，他和看管他的红眼睛阿义攀谈，试图给他灌输“天下非大清之天下”的观念，在攀谈不成挨打时，还说阿义可怜。这里有着全篇最精彩的描写：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店里的坐客，便又现出活气，谈笑起来。

夏瑜的话，让整个店里的人都愣住了。我想，愣住的不仅仅是店里的人，也许还有许许多多当时的读者吧。无知愚昧的中国人，只要好好坐着不生乱子，等着知识分子拯救世界不就好了吗？有什么值得可怜的？

先生能在一片激进的海洋当中想到这一点，着实不易。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正是和人民站在同一战线的人最后建立的新中国，不是么？

究其原因，还是和先生的经历有关系，他并不是一个在象牙塔中长大的人，虽然留学过日本，但他的内心里一直还是那个为了父亲的病而出入当铺的孩子，他渴望回到那个人与人祥和的世界。也正因如此，他最后让夏瑜和小栓作了个伴，让夏瑜的坟上出现了一串花环——人们终而没有忘记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