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道路上，我迷茫、徘徊，却从不后悔。
“谁干的？”老师神情严肃，锐利的眼神直向我逼来。
“我……呃……”站在座位上，我双手死死抠住课桌边缘，支支吾吾，说不出一句话。班主任怒气升腾，教室里安静无声，大家都非常有默契的一动不动，连呼吸声都压到最低，心里默默祈祷火气别烧到自己身上。
有人做了恶作剧，老师正在盘查幕后黑手。事发地离我的座位不远，周围有同学被叫起来问话，相同的问题被以各种方式含糊过去，的确，真正看到的没几个人，然而，我恰巧看到。当时班里人少，正在聊天的我余光瞟到有人站在那里，至于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他吗？可能吧。
站在那里，我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句完整的话来。我只是看到他在那，他在干什么却没看到，是不是他我也不确定，况且，就算是他，这样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这不就和打小报告差不多吗？怎么能打小报告呢？心里不停嘀咕，终究什么也没说出来。
“你坐下吧，”老师收回目光，又看了我一眼，“连真话你都不敢讲。”
这句话像一柄利剑直插我的心脏，那有意无意的一眼更是让我无处遁形，好像给我定了性，我是个坏孩子，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感的坏孩子。不知所措间，我坐了下来，两手紧紧握着，咬着嘴唇低着头，不敢往周围看，总感觉周围同学都在用目光指责我。那一刻我心有不甘，难道要我在所有人面前说别人坏话？而下一刻，心里的那一点不甘就被击碎。老师点起了班长，班长环顾了一周，说出了名字。那一刻，脑海中曾经好与坏、对与错的区别已然不再，只剩下一句“要说真话”。
初中时的一幕被深深刻在了脑海中，经过时间的冲刷，有些模糊不清了，但那种挫败、失望的感觉却无比清晰的留了下来，同时留下的，还有那句“要说真话”。
无独有偶，四年后的高中，前景再现，而我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着被点起来的同学一脸无辜状和老师打着太极。一边的我惊讶之余又有些轻蔑之感，“呵，又是个不敢说真话的。”回过头，看到同桌也是一脸不屑的表情，交流之下，却发现她的不认同却是对老师。
“不然呢？你要就这么说出来？”同桌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打量着我。
“可这不就是连真话都不敢说了吗？”
“那你的真话要对谁说？日本鬼子抓你问话你也说真话？”
“可老师又不是坏人。”
环顾四周，我迫切希望找到一份认同感，却一无所获。内心建立的三观又再次轰然倒塌。到底该怎么办？
时间静静流淌，五年后的今天，当同学问到如果将来我的孩子遇到如此问题，我希望他怎么办时，我的内心竟希望他可以保持沉默，不作回答。是我变了吗？没错，我变了，成长了。
如今说到成长，总带着点忧伤与无奈，就好像成长了，一切都变了，必须妥协，没有自我，一切的是非公正都只能留在过去，最终变“坏”。可回头望，孩子的世界更多的是绝对的是与非、对与错。在家里父母决定对错，在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而这二者都是成人社会规则的精简量化，孩子只能站在接收端被动接受。孩子的世界那么小，小到父母老师主宰了是非对错，孩子可以肆无忌惮的向父母老师表示不满，由他们来决定自己的对错。
成长，是在弱化父母老师的主宰力，而他们的是非观则内化为孩子基础的判断力，左右着孩子未来的发展。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孩子的是非观不断变化发展，最终成为了个人独特的观念。就像没有两片相同的落叶一样，世界上也没有三观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看待问题更加全面。而事物的发展是螺旋上升的，我们所学的知识在不同阶段都会有新的发展，就像曾经的定律被加上范围，是非对错被限定了特殊的人，特殊的事，没有了绝对的好与坏。
是非对错被加上了范围，成年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于孩子。情绪化的歇斯底里不再有用，取而代之的是特定条件下的理论争辩与事实证明，最终所求的不过是公道自在人心。正因如此，我们会选择曾经认为的错观点，变成一个“坏人”。
长大后，回望曾经的自己，成长使我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观点。观点会变化，能力不断提升，我不再需要依赖别人的认可决定自己的对错，而我不断蜕变，向更加成熟、全面努力。我无法拒绝成长，更愿意接受自己的变化，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在变“坏”，而是在向着更好的自己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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