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蒙古建立大元是丰碑，那么大清王朝的建立说是里程碑也不为过。狭隘地看，这两个由异族创立的帝国足以让中原王朝的汉人们无地自容，民族的屈辱感让人羞愧难当；可广义地来看，我们应该为伟大的祖国曾经有过的辉煌感到骄傲和自豪。当我们收起功利心，放下一切的情感来客观地看待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当然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警醒和借鉴。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天我们以史为鉴，是针对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不同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的现在，也未尝不可以引为鉴戒。比如明朝有养老制度，有社会福利，我们是不是可以借鉴和参考？比如北方民族有尊重妇女的传统，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学习和效仿？新中国发展到今天，依然显现出蓬勃的朝气和活力，但一些腐朽的、腐败的东西为什么泥沙俱下一同显现出来了？
明朝末期，天灾不断发生，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无法生活，纷纷举旗造反。公元1588年，爆发刘汝国在湖北领导的上万农民起义；公元1589年，李园朗、王子龙在广东始兴、翁源一带起义；公元1599年、1604年、1606年、1622年浙江、福建、南京、山东均有大规模的暴动。公元1627年，陕北澄县饥民暴动，白水饥民王二率饥民冲县城，杀死知县张斗耀，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陕西地区成为农民起义的中心地。
公元1628年，陕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高迎祥等领导饥民起义，全陕响应。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米脂十八寨起义。李自成也杀死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中当“闯将”。 经过十三年的游击流动的作战，逐渐集中，到公元1640年，起义军不断成熟和壮大，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为首的几支农民军。
公元1641年，李自成攻占洛阳，发布告示开仓济贫，大赈饥民，全面赢得人心。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向北京进军，破皇城，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吊死，大明灭亡。张献忠部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
公元1644年，多尔衮闻李自成大顺军已攻取京师（今北京），遂采纳明降将洪承畴建议，决意率兵经密云（今属北京）、蓟州（今天津蓟县）一带南下，直趋北京。清军在翁后（在今辽宁阜新境）遇吴三桂使者求援，遂改道从连山（在今葫芦岛市境）、宁远一线日夜兼程，疾趋山海关。清军急行军连续十三日，进至山海关一线集结。
吴三桂本欲投降李自成，但得知父吴襄在京遭农民军拷掠，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所夺，冲冠一怒，跪降于多尔衮。在山海关激战中，在满汉军队联合进攻下，李自成失败，撤回北京。匆忙称帝，建国大顺，随即退出北京。
清军兵分二路攻打西安，公元1645年，潼关失守，李自成从西安经襄阳进入武昌，在九宫山玄帝庙中拜神时遭当地乡民所杀。公元1646年，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公元1647年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牺牲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作为大明王朝，他们怎么可能养虎为患，让清军一步步发展壮大呢？面对清军的入关，二位起义领袖的牺牲，大明军队和起义队伍又是怎样抵御外侮的呢？我们回过头来看，总的来说，有这几个方面：明末国内外矛盾的激化，明廷忙于对付蜂拥而来的起义军；万历年前后两次在朝鲜的抗倭援朝，国力消耗巨大；还有深受明神宗朱翊钧信任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后期腐化堕落，大肆谎报军情，骗取军功封赏，军事打击目标上偏袒努尔哈赤势力。从而疏忽了对努尔哈赤部的防范，给了努尔哈赤在东北做大的机会，并最终导致清朝入主中国。因此《明史》言：“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在当时的东北，最主要的军事力量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部队。他利用女真各部落之间以及和其他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以控制局势。公元1574年，李成梁诛杀明朝建州右卫指挥使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王杲的儿子阿台章京得以逃脱，回到古勒寨（今新宾上夹河镇古楼村）。
公元1583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
努尔哈赤用祖、父所遗的十三副甲胄起兵，开始统一建州女真各部的战争。从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率领部众去攻打尼堪外兰，攻克图伦城开始，到公元1588年，努尔哈赤攻克完颜（王甲）城，相继征服建州5部。
公元1593年，努尔哈赤率兵东向，征讨长白山各部。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布寨联合乌拉、辉发、哈达及蒙古科尔沁等九部向建州发动进攻。双方战于古勒山，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攻其主力，大败九部联军，阵斩布寨，生擒乌拉部首领布占泰。
面对周边形势，努尔哈赤采取远交近攻、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在与明廷表示臣服，与朝鲜、蒙古表示友善的同时，重点拉拢势力较强的叶赫、乌拉二部。公元1596年，努尔哈赤送回布占泰，支持布占泰为乌拉首领，又娶其妹为妻。
公元1597年，努尔哈赤又与叶赫首领布杨古、锦台失联姻，椎牛刑马为盟，逐步孤立了哈达部和辉发部。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以背盟为由，灭掉哈达部，擒杀猛格孛罗。
海西女真的削弱，使努尔哈赤得以全力进攻东海部。从公元1598年到1615年，努尔哈赤连续进兵东海，相继征服渥集部的瑚叶路、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雅兰、乌尔古宸、木伦、西林等路，攻占渥集部东额赫库伦城，东海库尔喀部亦纷纷归附。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在吞并哈达、辉发的基础上再灭乌拉。
随着势力的逐渐扩大，努尔哈赤的名号从“聪睿贝勒”发展至“建州等处地方国王”，而明朝对努尔哈赤的野心浑然不查，甚至在1615年，蓟辽总督还向朝廷奏谎称努尔哈赤“唯命是从”。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国号“大金”。
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师，宣读了与明朝结有的七大恨的讨明檄文，同时率步骑二万向明朝发起进攻。第一场战役即“抚顺之战”，努尔哈赤接受皇太极里外夹击建议，后金军攻占了抚顺城以东诸堡，以及抚顺、清河。努尔哈赤曾打算进攻沈阳、辽阳，但因力量不足，翼侧受到叶赫部的威胁，同时探知明王朝已决定增援辽东，便于九月主动撤退。
抚顺兵败的消息让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震惊不已，公元1619年，明军联合女真叶赫部及朝鲜王朝，发动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后金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与明军大战。明军西路军主将总兵杜松、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都在战斗中阵亡。明西路军全军覆没。继而北向迎击开原总兵马林一路明军，北路明军大部被歼，明军副将麻岩等皆被杀，总兵马林仅自己率数人逃走。途中皇太极又打败了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在西、北两路已胜，准备转战东路时，皇太极紧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后，赶赴前线。明总兵官刘綎先头部队进至阿布达里岗时，遭到伏击，刘铤力战而死。
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没有作任何策应。等到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才慌忙传令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军行动迟缓，在虎拦岗（在清河堡东）接到撤退命令，被后金哨探发现，后金哨探在山上鸣螺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是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朝鲜军队元帅姜弘立率领剩余的五千兵下山来投降。
萨尔浒之战，以明军的失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此战之后，后金军乘势攻占开原、铁岭，征服了叶赫部，酋长金台吉、布扬古被杀死，余部俱降建州。从此后金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遭此惨败，开始陷入被动。
公元1625年，皇太极与兄阿巴泰率精骑5000驰援科尔沁，迫使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身患毒疽逝世，皇太极受推举袭承汗位。
公元1627年，皇太极继征朝鲜王朝之后，亲率大军征明。遭遇明朝干将袁崇焕抵抗，伤亡惨重，宁远城却屹立未动。公元1628年二月，皇太极亲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与喀喇沁议和，出征察哈尔，攻取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后金通过打击察哈尔部，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蒙古诸部的统治。
公元1629年，皇太极出兵，史称“己巳之变”。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避开宁远、锦州，分兵三路从龙井关、洪山口、大安口突入关内，攻占遵化（今属河北），直逼京师（今北京）。明廷急令各地兵马驰援，督师袁崇焕统领诸路援军，阻后金军于广渠、德胜等门外。
皇太极进攻受挫，遂施反间计，中伤袁崇焕。袁崇焕遭凌迟处死，援军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还师宁远。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斩明军副总兵申甫以下约7000人，继而击败明援军4万于永定门外,明总兵满桂，孙祖寿战死。
公元1630年，皇太极东进，连克数城，分兵驻守遵化、滦州（今河北滦县）、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今属河北），自率主力返回都城沈阳。
上章讲到，公元1635年，蒙古林丹汗的多罗大福晋囊囊太后娜木钟率领一千五百户部众来归，林丹的儿子额哲和苏泰太后又率一千户部众来投，并献上历代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元朝，具有天命所归的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她们的到来，让皇太极和诸王贝勒们欣喜若狂，因为这不但给他们送来美女，还带来了众多的家产、人口及牲畜、财帛等。当林丹汗的八大福晋们归顺后，时为大汗的皇太极娶窦土门福晋和囊囊大福晋，皇太极将次女马喀塔下嫁林丹汗长子额哲。
公元1636年，皇太极得到玉玺后，立即召集满洲、蒙古贝勒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改族名女真为满洲。
公元1637年，皇太极降服李氏朝鲜。公元1640年，松锦之战爆发，洪承畴在松山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著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公元1643年皇太极病死，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由其叔多尔衮摄政。
多尔衮通过吴三桂降清入关后，一路未遭遇抵抗，轻松进入北京城。但他后来往西、南下途中，他不仅遭受明军的阻挡，同时也遭到李自成和张献忠势力的进攻，他将如何面对？欲知后事，请看第三十四章《大清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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