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一岁那年的腊月二十八日晚上，我们姐弟俩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拿出大舅塞给我的两大把硬币，仔仔细细地清点了三遍，共计五块一毛三分。大姐找来一块旧布，用旧报纸将不同面值的硬币分头包好，让我趁着乡下一年中最后一个集市，把当时计划经济时代所供应的年货买回。我清楚记得，当年一共是三斤猪肉，一斤红糖，二斤煤油，二条臭肥皂，另加一大包火柴。按照当时的市场价，猪肉有关糸凭肉票是七毛七分一斤，没票是议价，每斤九毛九分一斤，像我这家庭能买到议价肉，这在当时也是不敢想象。
第二天清晨，我推开家门，外面是白茫茫一片。我左手挎着竹篓，右手提着一个装煤油的玻璃空瓶，踏着半尺厚的积雪，缩着脖子，两手不停地搓着冰凉的小手，步行来到六里之外的乡村小集市一一邓店街。我按大姐吩咐，先到街北的食品所，把猪肉买了，免得去晚了怕没有，最后再去街中的供销社买红糖，火柴还有煤油等。我来到长长的队伍里排好队，在慢慢挪动着人行队伍里，终于轮到我走到买肉的窗口下。我双手扒着窗台，垫着脚尖，伸长着脖子，掏了半天，才将我还带着体温的三元硬币，双手递给位买猪肉的大叔:“叔叔，我要买我家过年时计划的三斤猪內，我的没有肉票，就买议价，这是我的钱。”那位满脸长满络腮胡须的大叔，嘴里叼着香烟，看到我拿出的是一包硬币，顿时皱紧眉头，凶巴巴地接过钱，放在桌上扒开硬币，一五一十地清点了半天，摇着肥头大耳的头说:“刚好三块，找你三分。”说完，速将他桌上买剩的头头角角，过了称，双手捧起用力丢进了我举得高高的竹篓里，嘴里继续吆喝着下一位！当我看到竹篓里大小六块猪肉，呆在那里欲哭无泪！我赶紧在拥挤的人群里来到街中的供销社，买了剩余的几样东西，再一次穿梭在人流中。忽然，我被人浪推挤到街道的墙角上，只听见我手中提着的煤油瓶子“嘣”的一声响，油瓶被撞的粉碎。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煤油在雪地上留下的印迹，心里懊悔莫及！我在心里一次次地责备自己，回到家我怎么给大姐交待！
我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家，偷偷将买回的年货放在厨房里，当我正准备从后门溜出家时，被早在家等侯的大姐喊了回来。我心想，我这次再劫难逃了。大姐拿出东西一样样查看，当她发现我买回的猪肉，都是零零粹粹的几小块时，她怒气冲天，冲着我大声吼道:“亏你还是我家大男子，你看看，这是让你办的好事，三斤肉全部是搭头，你眼睛是瞎了，还是嘴巴哑了？”大姐不等我开口，抓起我买的肉，一口气全部甩在院落的雪地里，然后眼泪止不住地放声大哭，嘴里不停地叨唸着:“别人家过年，我们家过节，指望你替我去办的差事，这么不中用！”大姐哭，我也哭，家里的弟妹们都跟着一起哭。哭完之后，大姐又将那几块肉捡回来，用温水洗干净，准奋在新年招待客人。当我主动将煤油瓶摔碎的事告诉大姐以后，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睛，亲切地对我说:“这事不怪你，下次办事小心便是！”然后分配我带领弟弟妹妹们，把院落的积雪清扫干净，也算是让我将功补过。
第二天就是农历的腊月三十，当我们刚把红红的对联贴完之后，我们惊喜地看到，父亲从三十里外的河沙站赶了回来。这大慨是我有记忆以来父亲陪我们一起过的笫一个大年夜。到了晚上，父亲将房前屋后的树桩找来，就地在堂屋中央架起一堆篝火，火堂上方支起一个水壶，四周放上一些红薯，这大概是父亲为我们准备守岁的夜宵。我们嚼着大姐在厨房妙脆的自制干红薯片，手里拨着大姐在大雨淋掉泥巴露出外面捡回晒干的花生，一家人围着火堂旁，听父亲给我们讲故事！我的疯娘依然在她的房间里，搭着她的戏台，南腔北调地唱着她在没有变疯之前，教过我们唱过的童谣。她依然不知道今夜就是大年夜，她依旧一会哭一会儿傻笑，这声音就在这大年夜飘出窗外，淹没在阵阵寒风里，消逝在这黑夜里，刺痛着我们女儿们的胸口上。两个常年瘫痪在床上的一对姐妹，依旧睡在用土砖砌成的土坑上，倦缩一团，等待着寒冷的冬天快快过去……
我们静静地听着父亲给我们讲巜海的女儿》，给我们讲《丑小鸭》，给我们讲《穷先生》。我们谁都不愿意打断父亲的话，我们更知道父亲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在他们的女儿面前才能表现出他的豁达和自信！虽然满屋的黑烟，把我们熏的睁不开双眼，可我们听着父亲的故事，我们感觉不再卑微，不再弱小，不再贪穷，不再伤心，我们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2016年清明前夕，我将父亲生前讲给我们的《穷先生》故事中的几句话，辑录了下来，特恭请了广水市书法老前辈，我的恩师李家政先生，泼墨挥毫:
勤拾落叶当柴烧
半头细米莫乱抛
省得钱财一半米
生活才能步步高
我们将此墨宝，堂堂正正在地挂在老家故居，作为我们兄弟的座佑铭，这也算是对父亲的最好记念！
2017年10月l6日夜于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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