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社要求职员在收集情报方面必须具有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有些商社提出的口号是:“问题在于商社职员的意志，在于其意志的不断加强”。如在交际方面，有的商社要求每个驻外人员都要同驻在国政界、财界和其他各界要员建立友好关系，并把他们列入自己的情报系统，为达到这个目标，即使花10年时间也在所不惜。日本商社的驻外人员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他们把自己看作为扩展公司业务奔走的“尖兵”。许多商社人员久经磨练，在收集情报方面神通广大，路子越来越广。
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刚刚起步。富士通公司派往美国活动的人员偶然结识了美国电子计算机人员吉恩•阿姆达尔。阿姆达尔从1952年起就在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工作，在这家公司的电子计算机设计中起过重要作用。1970年，他辞去了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职位，打算自己开办公司，生产可以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电子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大功能计算机。但是，他苦于资金短缺，又借贷无门。富士通公司立即抓住这个机会，慷慨解囊，帮助阿姆达尔创办了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阿姆达尔知恩报德，在技术方面给了富士通公司许多“关照”。
1974年，富士通公司生产出自己的M系列的电子计算机，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370型电子计算机展开竞争。1975年，富士通公司得到了阿姆达尔公司的32%的股份，随后，富士通公司又同阿姆达尔公司达成分享技术的协议。通过阿姆达尔公司，富士通公司弄到了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许多技术资料和设计构想。1981年10月，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宣布制成3081K电子计算机。仅仅3个月后，阿姆达尔公司就生产出能使用3081K电子计算机软件程序的580型电子计算机。不久，富士通公司开始生产380型电子计算机，这种电子计算机实际上就是阿姆达尔公司的580型电子计算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曾就此对阿姆达尔公司提出指控，但在法律上找不到能对它施行报复的口实和论据。对富士通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明知它在窃用自己的技术，但更是毫无办法，唯有内心恨恨而已。
在日立和三菱公司人员窃取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技术机密的丑闻暴露后，富士通公司董事长小林大佑曾幸灾乐祝地说:“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直接窃取秘密情报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实际上是自己找死。”他吹嘘道，富士通公司比日本其他一些公司要明智。其经验是，可以利用美国人可以自由调动工作这个窍门。如果一个人想要跳槽，从这家公司调到另一家公司去，那么，他脑子里装的一切机密自然也随之带走了。任何人对此都毫无办法。
富士通公司的这一门道，日本其他一些公司也如法炮制，并取得了成功。日本三菱化纤公司为窃取美国人造丝工业的生产工艺，曾重金聘请美国公司的一名职员当“顾问”。
这位“顾问”在洛杉矶和东京都设立了办事处。他把突破的目标选择在南加利福尼亚州格里尔人造线厂经理的身上。结果，那位经理以极低廉价格把厂里的技术机密卖给了三菱公司，甚至把三菱公司人员带到厂里参观考察。那个经理后来因此被判处4年徒刑，那位顾问也受到罚款惩处。但是，美国司法当局对三菱公司却无计可施，眼睁睁看着它逍遥法外。
日本企业收买海外情报一向毫不吝啬。对一般的商业和技术情报，日本厂家都肯出5—10万美元。如有特殊情报,它们不惜一掷几十万金。据报道，日本六大商社一年花在情报和通讯活动方面的钱有二三亿美元。日本各公司为搜集、收买情报，每年大约要花去1.0亿美元。如果算上为开展商业和情报活动而花的应酬费用，日本各公司一年总共要开销150亿美元。
日本企业界对搜集情报的要求是快、广、精。日本企业界认为，情报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要想在竞争中克敌制胜，情报工作必须先行。例如，某个国家或某个公司发明一种新技术，如能迅速得到该项技术的情报资料，就可迅速加以利用，争取在利用和发展这项新技术的速度方面超过对手。再如，某个国家或公司即将推出一种新产品，如能在这项新产品面世前就得到它的情报资料，本公司就可以针对这种产品,迅速生产出质量上能与之相匹敌、价格上又稍优惠的产品，抢先上市。这样，便可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二次大战刚结束，日本企业界就优先考虑建立对日本至关重要的钢铁和电力等工业部门，并为此大力鼓励职员收集有关的情报。日本各公司纷纷派员前往美国和欧洲一些钢铁生产先进国，很快就搜集到许多钢铁生产技术和销售需求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对日本钢铁业的飞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日本钢铁生产几乎降到了零，年产只有56万吨。但在10年之后的1956年，年产即恢复到1000万吨，1960年又增加到2200多万吨。60年代，日本钢铁产量10年中猛增了3.2倍，1970年达9300多万吨，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三位。而美国同期只增长32%,英国只增长13%。在钢产品出口方面，日本在60年代的10年里增加了6倍，居世界第一。
半导体技术本来是美国开拓的，但是，美国人以老大自居，未能很好利用自己的优势。日本人从美国取得这项技术后，立即把它作为“有前途的技术”加以发展，终于在半导体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之战中把美国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从70年代初开始，日本企业界又猛攻电子计算机技术。使美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受到严重威胁。美国电子工业界的专家十分担心，美国掌握了几十年的电子计算机王牌又将朝不保夕，早晚要落入日本人手中。在许多情况下，日本人能很快看到一项被发明者所忽视的技术的可能性，并迅即“搭便车”赶上和超过发明者。日本人的这种“拿来主义”已使欧美国家吃够了苦头。
日本企业收集的情报，几乎无所不包。从化妆品的配方、矿藏资料、电子技术、公司经营计划、市场行情，直到富商巨贾的隐私和健康状况，五花八门的资料，样样都要。日本的世界经济情报服务中心是一家半官方机构，负责收集和分析世界55个国家的经济技术情报资料。它的会员包括日本300多家大商社、银行和经济团体。这个中心对各国经济情报资料的收集之广和分布之深，令人惊叹。
进入80年代后，日本商社感到海外经营业务越来越受到紧张、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因而又强调要加强搜集和分析政治情报,以便及时避免经营方面的政治风险。有的商社人员认为，今后，综合商社不仅要有经济专家和技术专家，而且要有政治专家和军事专家。看来，这种观点完全不是危言耸听。例如，由于伊朗局势的变化，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在伊朗的石油化学工程计划无法实施，遭受惨重损失。三井公司由此认识到，要想在局势多变的中东地区扩大经营业务而又尽可能减少经营风险，就必须准确地掌握中东情报。不久，三井等商社就设立了“中东情报委员会”。
日本商社认为，准确的情报能够趋利避害，扩大业务，相反，情报不准确，就会坐失良机，甚至翻船覆舟。因此，对情报进行认真过滤和分析，是充分发挥情报作用的关键。三井物产公司情报负责人说:“情报源源不断地发来，问题在于怎样地把它变成有价值的情报，这是综合商社的永久课题。”另一大商社的董事长说，商社的情报工作分四个阶段：收集情报，审核情报，作出判断，采取决策。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前一个星期，伊藤忠商社的情报专家濑岛就预言中东会发生战争。战争爆发后，日本其他商社和西方国家情报机构都认为战争将持久地打下去，濑岛又独具慧眼，认为双方都无法长期占领对方的领土，而且战争在沙漠中进行，因此战争将很快结束。公司同意濑岛的判断，预先采取了相应对策，为后来发展经营业务起了很大作用。1973年，前苏联驻美官员同美国一家公司达成小麦贸易协定一事曾使美国政府大吃一惊，但日本某商社对此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这家商社事先探听到苏联代表和美国公司会晤的消息，并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推测出了会晤的性质。
1981年，三菱商社接到有关波兰发生工潮的许多情报。总部人员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情报进行分析，断定工潮将影响波兰的煤炭生产和出口。于是，总部下令各方面立即进一步调查波兰煤炭的主要进口国是哪些，这些国家是否会从别国进口以弥补不足，对日本进口煤炭有什么影响，国际市场的煤价会不会上涨等等。这些情报很快就从海外源源而来。根据这些确切情报，总部马上制定出对策，向有关方面通报。这家商社的干部说:“不迅速适应形势的变化，商社最低限度的利益都会化为乌有。”
日本商社的环球情报网，可以说是日本企业迅速拓展业务的一把钥匙，也是日本技术立国的重要支柱。日本商社夸耀说，他们的情报体系收集情报的能力可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之上，情报的迅速准确程度超过日本政府的情报机构，“可以把地球上除南极和北极外的任何地区的准确情报立即传来，传递我们情报的速度可按秒来计算。”据说，日本政府和军事机关需要的许多重要情报，确实经常首先来自商社的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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