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正教

后拜占庭希腊音乐

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十四世纪考考策勒斯等大师的教会风格事实上在希腊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初。包含圣咏曲目的大量手稿展示了礼拜仪式的一些重要发展。特别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这是一个创新和实验的时期，曲目得到极大的扩展，音节式的圣咏消失了，作曲家们热衷于创作高度繁复风格的新圣咏，有时还会引入一些外国的或非基督教音乐传统的要素，在君士坦丁堡之外的地方也出现大量重要的音乐缮写室，如塞尔维亚、圣山、罗马尼亚和塞浦路斯。这个时期的作曲家主要有克里特人Antonios、Benediktos Episkopoulos和Dimitrios Damias；雅典人Theophanes Karykes；圣山修士Clement、“新考考策勒斯”Joasaph和小Arsenios。

在1650至1720年间，出现的各种新趋势导致产生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新希腊”音乐风格。作曲家“新克吕萨菲斯”Panagiotes和Germanos为教会演唱实践做出了独特的、个人化的和持久的贡献。传统曲目也经过了一个装饰和释义的过程，以更好地适应那个时代的美学。尽管中期拜占庭记谱法继续用于后拜占庭时期的新圣咏中，但它也是进行显著简化和改写的目标。后拜占庭音乐风格以自由使用花唱为特征，过于冗长的花腔表演风格需要歌唱者们具备特殊的技巧。和早期作曲家类似，新圣咏的作曲家们为了美化自己的作品，也大量使用大段的无意义的teretismata即兴手法。十四世纪作曲家使用这种手法是为了填补冗长的礼拜仪式时间，而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美声风格已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旋律的表演风格继续使用微分音和半音，这种实践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克吕萨菲斯的时代。

十八世纪中期之后，作曲家的主要工作是增加旧赞美诗的装饰版本的曲目。这种人声装饰手法称为theseis，早在十四世纪就已经出现在口头传统中，现在则进入了书写传统。伯罗奔尼萨的Petros、拜占庭的Petros、“领唱者”Gregorios 和“档案员”Chourmouzios是这个时期的佼佼者。他们不仅重新诠释早期作品，还写了许多音乐理论和实践的手册。1821年，克里桑托斯开始对拜占庭记谱法实施改革，简化记谱原则，重新组织调式。全希腊教会和修道院开始使用克里桑托斯记谱法圣咏选集的印刷版。

拜占庭的影响

早在九世纪中期，拜占庭正教及其礼拜仪式就已经对斯拉夫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公元862年，圣西里尔（St.Cyril）和圣美多德（St. Methodius）兄弟受拜占庭皇帝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委派到南斯拉夫人中传播福音，他们创造了用来记录古教会斯拉夫语的格拉哥里字母，并将《圣经》和礼拜仪式书翻译成这种语言。拜占庭礼拜仪式及其音乐很可能这时已经传播到斯拉夫人地区。此后，大量拜占庭礼拜文本被翻译成斯拉夫人的语言，例如《典范诗节集》、《诗歌韵文集》和《合唱集》，希腊起源的传统礼拜旋律也几乎完整忠实地被挪用过来，仅仅根据斯拉夫语言的重音和不同音节数做了轻微的调整。在拜占庭礼拜仪式和旋律发展变化的同时，斯拉夫礼拜仪式的保守性反而保留了更本真的传统旋律版本。十三世纪十字军和蒙古人的入侵打断了拜占庭帝国和斯拉夫人的联系，两种音乐传统开始分道扬镳。

斯拉夫纽姆谱最古老的层级基于拜占庭发音记谱法，在希腊原始资料已经丢失或不完整的情况下，也许可以从俄罗斯图书馆的斯拉夫手稿中寻找到早期旋律的踪迹，然而这些工作还没有得到细致的开展。早期南斯拉夫仪式和基辅仪式中的拜占庭圣咏也分阶段地吸收到斯拉夫仪式的后期分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正教会仪式中。

下面将介绍俄罗斯和斯拉夫教会的早期单声部圣咏，以及罗马尼亚和格鲁吉亚正教会音乐，而十六世纪出现的复调教会音乐已经超出了本章范围，将在后面相关部分中介绍。

圣西里尔和圣美多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