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九寒天，窗外风欺雪虐，楼下马路上的行人寥寥无几，间或走过几个人，也都是穿戴严实，行色匆匆，恨不能把脑袋缩进腔子里。
这样的季节，蜗居在封闭的楼房里，除了在电脑前坐得脖子发硬，就是靠浏览手机打发时光，心情自然有些压抑。素常活泛的大脑现在好像缺少了润滑油，活拉拉地就转动不起来。大地早已封冻，夏日去野外钓鱼的乐趣只能成为夜里美好的梦境。
忽一抬头，看见窗台上那一片绿色，阴沉沉的思维顿时阳光了许多。
窗台上的绿色不是花卉，而是我栽的婆婆丁。这种植物原本是春天长在野外草甸子的，但它生命力很强，所以到了老秋，我就到野外挖些枯萎的婆婆丁回来，栽在窗台暖气片上方的一个木箱里。
等到了冬天，只要向木箱干松的土壤里浇些水，在暖气的烘热下，婆婆丁就开始发芽、吐叶，不肖多日就长得绿油油的，虽算不上葳蕤，却也葱茏一片。
妻子总是唠叨：“你一辈子也脱不掉身上的土坷垃味儿，挺好的一个窗台你不养花，偏偏栽些草甸子的破野菜。”
我急了：“真是没情趣，就凭那片绿色，我就能把春天搬回家里。”
晚上，我剜了几棵婆婆丁，又洗了些小葱，摆在盘子里，绿莹莹的，妻子又炸了碗鸡蛋酱，一家人就着盘里的绿色，吃得舔嘴巴舌。
南方人总是说我们东北的名菜是猪肉炖粉条，这不假，那是因为北方的冬季漫长，很少见到绿色植物。
早些年是计划经济，市场不繁荣，山里人冬天的食品自然单一，土豆、萝卜、大白菜成了家家餐桌的主色调，只有进了年关，谁家杀了年猪，街坊们也都跟着解解谗。
大家吃的杀猪菜，里面尽是酸菜，外加些猪血和大块的肥肉片儿，粉条却很少见。要知道，那时粉条不是谁家都能买得到的，即便这样人们饕餮起来照样都忘了礼数，恨不能把手中的筷子接上一节，把上面的酸菜扒拉一边，去捞盆底的肉片和血块儿。这些场面在我的记忆里如刀刻斧斫，久久不忘，想起来就直淌哈喇子。
虽然到城里谋食二十多年，可一进了腊月，总是想回趟林场，坐在邻居家的火炕上，美美地吃顿杀猪菜。看来自己还真是恶习未改，没有蜕去身上的土坷垃味儿。
去年冬天，我去城西的塑料厂拜访一个小时的玩伴。厂子早已倒闭，我的玩伴是在那儿留守看院子的，厂子的雪地上脚印稀少，看守院子的屋子也极寒酸。到了晚上玩伴不让我走，说是用好菜款待我一顿，我心想，这远离城区的鬼地方还能整出什么好菜来？扯蛋。
盛情之下，我也跟他忙活起来。他先是去外面的雪地里抠出些冻菜叶子，洗净下锅，又从碗柜里取出一条大豆腐，让我打成小块，最后他从墙角的破坛子里舀出一勺子荤油，连豆腐一股脑地放到锅里。
不大工夫锅就开了，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破旧的屋子有了菜味儿，顿时也就有了生气。我问：“那是什么菜？大冬天的还这么绿。”
玩伴轻蔑地看了我一眼：“操，看你那破记性，这都不认识了？这不是“雪里蕻”吗？
我忽地想起来了：“嗨，这哪是什么雪里蕻呀，不就是咱小时候常吃的芥菜缨子嘛，狗长犄角，你也会整那洋（羊）事了。”
玩伴哈哈大乐：“我也是听说的，据说这东西在大城市的饭店老火了，好贵呢！不过今天晚上你吃吧，我不会朝你要钱的。”
窗外晚来天欲雪，可屋里却没有红泥小火炉，有的只是那个地中间用铁桶改成的大炉子。菜锅在炉子上“咕嘟，咕嘟”地开着，我和玩伴每人各操一瓶老白干，不用酒杯（可能也没有），也不用推辞，两人就着锅里的雪里蕻炖豆腐大口大口地喝着，直喝得浑身汗津津的。
炉子的热气、锅里的香气和我俩的酒气满满地填了一屋，寒意早已顺着墙缝遛到外面的雪地里去了。
过去，山里人住的都是平房，家无长物，一个锅台一铺炕就支撑起一户人家，但炉子是少不了的，漫长的冬季，炉子是山里人的保护神。那四四方方的火炉子，演绎出山里孩子太多太多的食趣和乐趣。
烤松子于山里的孩子可谓是再稔熟不过了。那时家家的口粮都不足，喝玉米面糊涂粥更是司空见惯，糊涂粥不顶饿，在外面疯跑一会儿，回到家里撒了两泡尿，肚子里又叽里咕噜，我和弟弟趁父母上班的时候就去仓房捧些松子摆在通热的炉盖上。
我俩在一旁边玩儿边等候。炉子里的火正旺，不肖多时，就能闻到一股松香味儿。
弟弟心急，松子没有熟透就用木棍在炉盖上胡乱扒拉。只听嘭地一声炸响，一个松子炸裂开来，不偏不倚正好嘣在弟弟的左眼皮上，顿时烫掉了一块皮，冒出了晶莹的油珠儿。疼得弟弟眼泪一对一双地掉了下来。
父亲下班回来，看到弟弟红肿的眼皮，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你这两个小兔崽子，放寒假了，一天到晚就知道作妖，嘣着眼皮还算便宜，要是嘣瞎一只眼睛将来谁给你当媳妇儿？哼，就得打一辈子光棍儿。”
与烤松子相比，烧家雀更是个技术活。家雀不能放在炉盖子上，要在炉膛里烧，火轻了会有股雀毛味儿；火重了会烧得焦煳，没法吃，再说了，家雀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逮到的。
寒假里，我和弟弟弄个破筐支在了房前的院子里，用绳子引到屋里，然后在筐底下撒了一把谷草，然后就在屋里等着，不大一会儿，筐旁边来了一群家雀。
“哥哥，来了，雀来了，雀来了。”弟弟急不可耐地要拉绳子。
我碰了一下，小声地：“别着急，这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儿在后边呢。”
不一会儿筐底下已有二十多个家雀，这时我让弟弟拉动绳子，只听哗啦一声，那些家雀几乎都被扣在筐底下，我俩跳了起来，高兴地冲了出去。我们一下子扣住了十五六个家雀。
我和弟弟立即把它们摔死，找出剪子，趁热开膛，然后用我家菜窖里的黄泥连雀带毛一起给裹上，扔到炉膛里。有黄泥的保护，家雀是不会烧焦的。
过了一会儿，我俩把泥球从炉膛中取出掰开，完整的，油汪汪的美味就摆在面前。
现在想来，那时我和弟弟真的有些残忍，但当时却没有觉出，那时家雀的名分也实在不咋地，咋说也是四害之一呀。
借着烧家雀的味香，我又想起了炒黄豆。
炒黄豆可不是我们小孩的专利，大人们也炒，他们有耐心，炒出的黄豆焦黄，酥脆，我们小孩孩子没耐心，火小了，炒出的黄豆有股豆腥味儿；火大了，又炒得糊巴拉肯的
那时黄豆也是紧缺商品，只有做酱豆时粮店才按人头供应一些，根本就没有富余的黄豆来炒。每家用来炒的黄豆大多都是在农业生产队地里拾来的，或是从老鼠的嘴里抢来的。
每到上秋，东邻西院的玩伴们都带上铁锹和袋子，到生产队的黄豆地里挖老鼠洞，挖到老巢，取出它们储存的黄豆，有时一天能挖回十多斤。如看见又老鼠从洞中跑出，就用铁锹拍死，切断尾巴，回到家里找大人请功，因为那时为了除四害，每个职工、包括学生都得上交老鼠尾巴，那是政治任务。
炒黄豆虽香，但不能多吃，吃多了容易放屁。
有次去生产队看露天电影，我吃多了炒黄豆，电影看到一半，总是想放屁，我夹着屁股，使劲儿地憋着，但终于没憋住，“嘟，嘟”地放出一串儿响屁，熏得近旁的人一哄而散，都换了地方，留下我一个人在那儿独享着臭味儿，羞得我回到家里脸蛋儿还是火辣辣的，真丢人。
小时命大，常吃老鼠洞里的黄豆，一直也没有染上鼠疫，但身上却多了些鼠气，永远也见不得大世面，直到现在，土都埋到半截了，朋友们还总是说我鼠目寸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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