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对“上古”二字，还有不少隔膜。
总想到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纷繁刀剑史，孔孟老庄、百家争鸣的复杂思想史。中原地区进行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思想运动，还有许多空抱热心的文化行者，喧闹了五百余年。如今边陲地区当时还在沉睡状态，而华夏腹地已经驱牛赶羊，灿烂和肮脏共同踩踏皇天后土。
这个潜意识的概念，产生了不小的文化误导，不少人面对突然的巨大发展期，捆束了手脚，把工夫全放在了春秋战国。如果我们不能从更粗壮的脉络上看一看，那么先秦的因果，中华的源头也不容易领会，何以中国，中国何以，生长出许多理不清的乱麻。
上古，是时间与空间更大的博览。它不盘桓在东周，也不停驻在中原，如果我们把人类漫长的发展路线探知清晰，也就能明白东周何以灿烂如斯。
人类漫长的发展在百万年前业已开始。近代有学者得出亚欧大陆的人类都是从非洲万里跋涉的结论令人震惊，但却失于自然学科的严谨，很多民族主义也不甘心。直到元谋人的化石搬上历史进程，我们终于感受到，我们土生土长在这广袤的大地上。那个祖先用科技模拟复原后，看得出并不美丽，猿人本色一览无余，但我们很有信心，这是中国土地最古老，最朴素，最具创造力的开始。
从荒凉中采摘野实果腹，在水边看见面相感到惊奇。美猴王在水帘洞看见老猴的死亡，便向生死问道。早期的人类也如是，于是一场与自然生物抗争的漫漫斗争吼叫在这片土地上。生命力刚刚萌芽，他们的脑容量不大，但长久的运用，在天地之间渐渐懂得合作、狩猎，保护自己的性命，保存自己的物品。合作过程中，原始号子使他们感受到更加有力。灾难是恐怖的，他们和天地达成协议，每过一段时间都要进行一场血腥的回馈，换来部落的平安。
步入新石器时代，物质文化的早期铺垫慢慢奠基，陶器出现了，玉器出现了，长江黄河两大文化源流蓬勃生长。
为了更好的生存，泥灰的手掌里有了尖锐磨光的石器，有了木梯，有了木舟，从潮湿的洞穴走向陆地。建筑现在类似客家人的木屋，下曾留作圈养家畜，上层居住人。半坡文化的复原，使我们看到人类在危险环境下对建筑的现实需要，但这已经构成了“家”的起点：一是躲避危险的安全感，二是部落之间的生产联络。在河姆渡文化时期，我们看见农业耕作的生命供需，那一粒粒稻稷的印痕，是“民以食为天”最坚定的证明。
经过百万年的努力，无数生命短暂的停留，无数脚印艰辛的跋涉，最终，进入中国神话传说时代，人们想象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人生存条件之外的精神遨游开始了。
二
炎黄二帝，是我们的文化始祖。他们的登场，预示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尽管前有女娲、伏羲、燧人氏，但他们总在构建文明的雏形，到了公孙轩辕这一辈，进行集中创造。
司马迁开篇《五帝本纪》，是黄色图腾的天下，那个时代对自然和人群有浪漫质朴的想象，开场也是一场文明的抗争与吸纳。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打得天昏地暗，可胜者未必是唯一的纪念，炎黄二帝的青名都流传下来。五千年前的斗争就揭示了一个重要观念：文化，和胜败无关。
当然还有其他部落，三苗蚩尤败绩，被放逐到边远地区。苗族，就是蚩尤的后代。他们之间的较量是一时的，文明却播撒到中国版图各个角落。
颛顼、帝喾、尧、舜，不同的部落选定中原文化的领导者，即便是朦胧的故事，也会让人在迷惑的云雾里感受到亲切而伟大的守护。他们在碰撞，在融合，中国文化的重量也在一派迷蒙中得到整体性诠释，不割断，不压制，主力作为主导的存在，引领其他地区的支系进入高层次的整合。
整合得差不多了，禅让得和谐了，于是天地来了一场考验。在众多的著述中，不约而同地提到那场令人颤栗的洪水灾害，让人意识到重整山河的必要性。
鲧用了错误的方法，以堵解之，最后失败告终。而他的儿子禹，却做了中国水利系统的第一次人工梳理，对大地经脉做出利在千秋地调整。动用了多少人力我们不得而知，当时的人口稀少，穷尽九州人也不会太多，他们的开拓方式很笨拙，大禹多次经过家门，也没有抱一下襁褓之子。这群愚公，开荒者的肌膂一次次震响山川，撼天动地。
东周的百家争鸣，不断提到这段历史，他们以这个时代为追随，后世多诟病这群人托古不实。但是，后世忽略了这个时期实在是文化精神至关重要的奠基时期，无论是尧舜禅让还是大禹治水，生命和文化的守护之心是第一要义。有这两条框架做底盘，历史和文化终不会失重，毫无忌惮。
三
夏的真实性，这些年隐隐浮出土地，二里头文化需要更多同时的朋友出来说理，我们只能等候。“华夏”一词，赞美了第一个王朝的宏伟，如今这个词也成为中国的美好代称。
夏启的王位继承，大体称得上开始了三千年的世袭，尽管殷商还有游牧民族母系社会的影子，但世袭的传统却贯穿久远了。它的天文历法《夏历》，以正月为岁首，至今仍然在用，虽然经过汉武帝时代对历法调整，成为《太初历》，而“太初”之称，是否与夏有所关联？
夏桀无道，于是汤伐之，建立了商朝。
我们对夏很无措，却在那么动荡的清末，新世纪大门、新世界大门同时打开的时刻，于河南安阳拾起了那个庞大的时代。王国维有一部《观堂集林》，后来负责安阳考古的学者李济有一部《安阳》，让我们对那个时代渐渐清晰。
安土重迁永远是传统的文化情结，商朝频繁迁都也让国人颇为烦恼，以至于后来商王迁都语气都十分冷峻。跋涉向西，定都于殷。这当然是《尚书》的说法。而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提到了更多狩猎与祭祀。
我隐隐觉得，殷商可能作为过渡的文化转型期，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转化。黄帝是游牧文明，炎帝是农耕文明，最近的禹，也颇有游牧文明的精神气质。妇好墓的出土，也印证了母系社会的残留，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巾帼英雄。
游牧文明在生产上比不过农耕文明，组织的散乱很容易导致无序。到了殷商后期，他们在农耕社会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帝辛纣是有名的暴君，我们的认识来自诸子所毁，和民间流传的《封神榜》的故事。
武王的先祖，也是从游牧走向农耕。一战，革命成功。他们已经受到农耕文明影响很久，而家的组织基础杰出的稳定性，可以作为政治参照，周公旦设定礼乐制度，使农耕文明在举手投足间充满人文倾向，继承与设定都指向普遍的认知，这种秩序成为中华文明的整体框架，他在原来的奠基上建筑了这座大厦的结构，但也引来了家在后期继承的混乱，礼乐失去了自由发展的空间，阶级的固定性最终会被打乱。
西方向自然求索，诞生了宗教；中国向人际求索，诞生了道德。当人们在农耕文明的秩序下追求礼乐时，道德价值代替了宗教价值，宗教的衰落与道德的早熟几乎成为必然。道德更需要价值引导者，上古圣贤、先秦诸子成为尊崇的对象。史官传统，从孔子到司马迁，到二十四史，也是在为社会确立价值榜样。
四
这是一份简明，或者简而不明的史前文化漫述，在明晦之间高一脚低一脚的探索，我感到像极了先人对文明的探索，也会跌个趔趄，但不妨苦涩后的继续寻觅。算是一次尝试，窥测中华文明奠基时期的最突出的特征。我们懂得了这些，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才有更多的认知。
任何民族的文化起步，任何人的文化探寻，起步都是如此摇晃不安，在挥力与汗水间，脚下的土地有了深厚的重量。这种群像不会啰嗦在个体，我们也没有详细的文本能够停留，勾勒出最突出的轮廓，横亘在信史之前。
越来越多的废墟发现，改写着史前的认识，在我们为黄河流域青铜器流连之时，四川的三星堆又让我们咋舌。原来，古蜀国不是传说那么简单，杜鹃飞过千年，低泣长江流域被忽视的事实。我期待未来的路上，长江流域有更多不可思议的发现，中华文明的脚，一只踏在黄河，一只踏在长江，莫偏莫倚。
随着信史时代的到来，西周落幕，摄人心魄的价值与存在的探索，个人、家庭、国家、自然的思考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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