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是桂林人，我也是去桂林读书之后，才读的白先勇。这让我往后的许多年，记起白先勇，就记起桂林温柔而阴潮的天气；记起桂林，也顺带想起白先勇那美好而残忍的文字。这两种不断交叉叠加的记忆，经常让我难以分辨，甚至有恍若隔世之感。
（1）
我见过白先勇。那年，他在偌大的音乐厅讲着他和青春版牡丹亭的故事，他笑着，我认真听着，可始终无法融入他的话语中，只是一直望着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仿佛孤零零的矗立在这个世界，有些战战兢兢，也像是一支浮萍，在四处流浪。他说，他想借助青春版牡丹亭去弘扬传统文化，其实我更愿意相信的，是他在怀念青春时代的自己。
说来也可笑，我起初并不知道白先勇是同性恋，在读《孽子》时，都没意识到。我甚至忽略了《孽子》是同性恋小说，那些徘徊在黑暗的中央公园的人呐，他们游离在这个世界之外，而我，也与他们一同游离，那是对自由的召唤，那也是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后来，看到白先勇为纪念王国祥写的《树犹如此》，深深感动，无言泪下。那是淳朴的感情，那也是一种带些苍白的质问。可那又怎样呢，就算世界不允许，有你在，一切都好，一切都恰恰好。
只可惜，你不在了。
（2）
有人说，要了解白先勇，得读他的散文；我却固执地觉得，《孽子》是通向白先勇内心世界的钥匙。
“放逐”是《孽子》的中心词。最为直观的是在图书封面上，一九八三年台湾远景出版社的封面是扭曲变形的人体油画，一九八八年香港华汉文化事业出版的封面是沙漠中枯而绿的树根，这些不能不使人想到“放逐”之类的悲凉意蕴。
《孽子》刚一开章，就在“放逐”的标题下讲了李青被父亲放逐出家门的场景。
其实，这些“放逐”不仅是家中父母的“放逐”，更是整个社会的“放逐”。他们被整个的排斥在外，被彻底的抛弃掉，而其根本原因就是“同性恋”。李青是由于猥亵同性被学校“布告”，被父亲赶出家门；小玉因为同性之爱落得有家难回；阿卫则是因同性恋而选择了自杀……
他们都不被外在社会所认同，不被社会道德所接纳。于是，他们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家园，四处游荡在黑夜里的公园，到最后藏在没有招牌的安乐乡，他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极不合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的王国里。
这个王国，是不会被现实社会接纳的王国。
这个王国，也是一个注定解散的，抑或悲剧的王国。
最后，《春申晚报》的记者樊仁，以一篇《游妖窟》将他们苦心经营的生活瞬间捣碎。樊仁将阿青这些同性恋们比为“妖”，并认为自己作为“人”与他们“妖”是异路。
樊仁代表了普遍存在的合乎道德的人类。这里将相对立的世界与道德标准作了明确展示。安乐乡最终只能被迫关闭。这是放逐者必然的命运，可悲的是，连白先勇自己都无法在小说中安上光明的结局。
（3）
放逐。人们轻而易举，就给予同性恋这样的命运。人们似乎从未追问同性恋是怎么来的，只是理所应当地觉得是错的，与世俗相悖的，该杜绝的。但假如，它也是从天性里带来的呢？白先勇说，这是“血里带来的”，是与生俱来的。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有意要去对抗，而是天生地就要与道德观念相抗衡，他们天性如此，只能去顺应天性。是同性恋倾向主动选择了他们，他们怎么做都是错的，难以被原宥的。
人们似乎总在逃避天性，便只能压抑，无限度的压抑。像《断背山》《春光乍泄》这些电影，并不是在单纯地表达同性恋，而是压抑，关乎整个人性的压抑。
生活是需要秩序，只有合乎一定的秩序，才能有规律可循，也才能井井有序。于是我们大多数就在这样的圈子里过活，我们不仅要求自己，更以自己认为的方式，去要求别人。我们得不到自由，便希望别人也得不到自由；我们不能参与或者理解的生活，就被认为是错的，是有大罪孽的。太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压抑了自己，也顺便压抑了别人。
我想呵，人该是自由的。人们认为同性恋违背了自然规律，但又是谁规定了人类必须要“传宗接代”的呢？
（4）
王国祥因病去世后，白先勇写道：
“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刹那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我花了我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血，来打这场仗，但最后我们还是败了，一败涂地。”
那个瘦弱的老人，他在王国祥身上找到了自己，王国祥去了，他的一部分似乎也跟着去了。他们在现实中失败了，可是在精神里，他们相拥的姿势是那么美丽，晕染了所有悲伤时光。
夏季的芭芭拉，那个白先勇和王国祥居住过的地方，起初一片荒芜，花草都已凋零；但白先勇仍然重建家园，当园中六七十棵茶花竞相开放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他坐在花园中的靠椅上，闭目沉思，嘴角抿出淡淡的微笑……
1958年，白先勇与王国祥摄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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