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一个人的旅行

一、狼狈的娱记

我继续为《大众电影》写稿子，每两周采访一位一线大明星，内容都是聊他们的八卦故事。我作为一个喜欢八卦的人，对明星们的故事渐渐有些审美疲惫了，萌生了辞职的念头。但是又有几分不舍，首先因为单位给我的薪水不低，又不用坐班，另外，《大众电影》是我年轻时代最爱看的杂志，当时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为这本杂志工作，虽然此时的杂志发行量不能与从前相比了，但感情上还是很怀旧的。

在《大众电影》的采访工作进行的并不是很顺利，一线大明星们都很忙，他们不太依赖于文字宣传，所以约见起来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就算是约到了，我作为一个穷记者，没有自己的车，需要坐公交或者打出租赴约，而北京的路况永远是那么堵，所以会出现迟到的情况。

有一次，采访完一个中年男明星之后，另约时间取照片。那位中年男明星在电话里不耐烦的说：“你到哪里，我只能等你10分钟。”我说：“我不敢确定十分钟能不能到。”

电话那边啪的一声，好像手机摔了。我准备挂电话，电话那边又响起了声音，是男明星在和别人说话：“我最讨厌这些傻逼文字记者了，不如图片记者有效率。”

显然，男明星忘记了关电话，也或者是故意说给我听的，我“喂喂”了几声，电话挂了。十分钟之内我赶到了，取了照片，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和他说了再见。

还有一个中年男明星，在采访的过程里，一脸的不悦，反复的说自己是“戏子”，我百思不得其解，反复的强调他是演员是表演艺术家，可他还是反复说自己是“戏子”。后来我想明白了，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我对他直呼其名，而没有称呼“老师”吧。

据我猜测，这位中年男性很可能是想用虚假的自嘲来让我明白“失礼”这件事情，可我一直到采访结束都没反应过来，说再见的时候仍然是直呼其名，他冷漠又无奈地看着我，心里应该是在飙脏字吧。

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娱乐圈里互相称呼“老师”，我很反感这个称呼，既不愿意这样称呼别人，也不愿意被别人这样称呼。那位中年男明星比我大不了几岁，尊为师长未免太牵强了。

在社交称呼上，我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从小就比较认死理。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经常被母亲指使去村外的菜园子买菜，看园子的是维明先生，他60多岁，辈分比我小，应该叫我姑，可我一见维明就喊：“爷爷，我来买菜。”

维明说：“你不要叫我爷爷，你是我小姑。”

我不解的问：“你都长胡子了，我为什么不能叫你爷爷？”然后固执的喊着“爷爷”。

维明笑了，他拿起镰刀给我割了韭菜，称好，放进菜篮子里，说道：“拿得动篮子吗？小姑？”

“你不能叫我小姑，你是我爷爷。”我拎起篮子，执拗地说。

后来，维明见到我母亲，特意说了这件事。母亲在家里嘱咐：“以后别管维明叫爷爷了，他辈分小，你叫他大哥就行。”

我固执的说：“你们大人说的不对，长胡子的人都是爷爷。”

母亲对我失去了耐心，懒得再理我。后来又让我去买韭菜，我拎着篮子去了园子里，远处的维明看见了我，大老远的就喊：“小姑来啦！”

我假装没听见，不吭声，走近维明的时候，维明笑着说：“小姑，这次要买几斤韭菜？”

“你不要叫我小姑，我买二斤韭菜。”

“你就是小姑，小姑，！”

“你再叫我小姑我不答应！”

维明笑着为我割了韭菜，装进篮子里。

“够了吗？小姑！”

 “我不答应！

“小姑！”

“我不答应！

……

我生气的拎起篮子就走，维明还在后面喊我，我双手捂着耳朵，拎着篮子的胳膊抬不起来，一用力，人和篮子都滚落在沟里，韭菜撒了一片。维明见状，跑了过来，说：“小姑跌倒了，我给你收起来！”

我从地上爬起来说：“都是被你叫坏的。”

维明一叠声地说：“好好好，我不叫了，但是，以后你也不能管我叫爷爷了。我不能充大辈啊！”

 “可是你都长胡子啦！” 我固执地说。

维明笑着抹着下巴，说：“那也不能叫爷爷，你啥都别叫我了。”

我说：“行！”

从那以后，我见到维明不再叫爷爷，长到十几岁以后，才改口叫维明为“大哥”，他也开始叫我“小姑”。虽然我顺应了辈分伦理，但是直到现在我都觉得一个孩子叫一位老人为“大哥”都很不合适。

我甚至觉得一个女人结婚后，向公婆称呼爸爸妈妈就很不合适。本来是陌生人，怎么就突然成了爸爸妈妈了呢，太假了。还是西方人那种直呼其名比较好，大家都是平等的，相处起来也是有分寸的。中国伦理里，在称呼上很亲热，实质关系里却暗藏着刀光剑影。

记得刚到北京在一个食品厂打工的时候，看门的老头姓黄，70岁了，女工们都叫他黄老师。有一次我和同事们在浴室洗澡，发现黄老师扒着窗户往里看，我穿上衣服出来怒斥他，黄老师恬不知耻地说：“窑子我都逛过，看看你们洗澡值得这么大惊小怪么！”

从那以后，我不再叫他黄老师了，直呼老黄，这让他对我很不爽。

“老师”这个称呼已经烂大街了，在娱乐圈里尤其盛行。我和演员们的生活环境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叫“老师”当然不合适。直呼其名被中年男星当成了一种冒犯，可笑的是他不会直接纠正我，而是用曲里拐弯的方式不配合采访。

我采访的很多中年男星都是编辑辛加宝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一些交情。辛加宝是个厚道人，虽然不向我抱怨什么，但是我知道我给他得罪了不少人，为此心怀歉意。

较之中年男星们的高傲，年轻的明星们对记者的工作更有同理心，更容易沟通也更愿意配合，聊起天来也愿意多说话，这样可以让记者好写一些。有一次在电话里采访一个女明星，她侃侃而谈，最后问道：“我说的够了吗？你要写多少字？不够我再和你说一些。”遇到这样的明星，简直让人心暖。

不同的是，年轻明星的状态多变。记得有一次采访一个当红女星，访谈内容包含了她和男朋友的近况，篇幅还不算小，当我整理完录音写完稿子的时候，她和男朋友分手的消息已经传了出来，我不得不连夜改稿，删除了她和她男朋友恩爱的内容。

在采访明星的过程里，会不经意地得知一些隐私，但我从不把明星不愿意披露的隐私写在稿件里。我喜欢八卦，但我不喜欢写八卦文章，再加上我耿直执拗的性格，所以我是一个狼狈的娱乐记者，当不成一个称职的狗仔。

娱乐记者只是我的一份差事，并不是我的理想。我羡慕那些时政记者，或者是调查记者，他们能探究真相，铁肩担道义，但在当下的新闻环境里，做那样的记者很不容易，更何况我欠缺那方面的专业素养。至于辞职后何去何从，让我一时颇费踌躇。

二、断断续续文学梦

2004的春夏之间，我陆续接到了五个广西瑶族女孩子们的电话和来信，其中一个女孩子成功考入了幼师，她要我不用再寄学费了；另外的四个女孩子，已经陆续离开了学校。她们说，她们所缺的不仅仅是学费，而是全家的温饱都成问题，她们要离开学校干活养家，让我不要再寄学费了。我对她们的困境无能为力，对她们的选择表示理解，对她们的资助停了下来。

我开始盘算自己的状况，如果我辞掉了《大众电影》的撰稿工作，所有的积蓄够我潜心写作一年的开销，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我打算把我酝酿的长篇小说写出来。写作的计划让我很兴奋，因为写作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

我从小的理想是想当一个作家，可我的学历是北京大学成教院艺术学系广告学专业，这是为了拿文凭才报考的，并不是理想专业。我的文学梦源自小学，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作文经常得到汤玉坤老师的称赞，汤老师无意之间在我的心里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宝贝，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旧事，那是在和你父亲结婚之前，你的父亲想要移民加拿大，被我断然拒绝了。我说要走你自己走，我不愿意离开中国的理由是我要当作家，去了加拿大就离开了母语环境，也离开了环境带给我的“疼痛感”，没有“疼痛感”的刺激，我还如何当作家？你父亲不甘心，带我见了移民的律师，试图让律师说服我，我固执己见。因为我的坚持，你的父亲也放弃了移民的打算。后来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当时的脑子真是进水了。

我固执地认为不如意的环境会刺激我的“疼痛感”，而这种感觉会刺激我写出作品来。而现实是残酷的生活一直试探我的“疼痛感”，而我却一直挣扎着解决温饱，根本没有时间和条件写出像样的东西来。

我的文学梦和幼稚连累了自己，也连累了你的父亲，他放弃了移民，选择和我结婚。我做过很多蠢事，很少后悔过，唯独移民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你父亲。每念及此，就深感悔恨和愧疚。

我这半生，在通往文学的路上走了太多的弯路。12岁那年，我被父母逼迫辍学，她们把我强行送到了明泊洼农场的戏校学习京剧，我早年的文学梦无情地断裂。我讨厌戏曲，任何剧种都不喜欢，更不愿意当一个戏曲演员。但是，因为年龄太小，无力违抗父母之命。

记得在明泊洼戏校里的日子里，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先是到旷野里去练嗓子，然后回到排练厅压腿，踢腿，最后是和学员们排着队转着圈儿的走台步。老师站在队伍中间，拿着根棒子，随时会打人。不是所有的学员都有资格挨打，老师只打那些他看重的徒弟或者是亲戚，所以，挨打是学员们一件很得意的事情，那说明老师在意自己。我是通过大姨夫的关系进到戏校的，有了这一层关系，我才有机会偶尔被打。

进入戏校不久，老师就安排我唱小生，当时的我开始爱美了，并极度热爱自己的性别，以至于我无法进入男性角色。但是，剧团里要你演什么你就得演什么，自己没有选择的机会。

在学戏的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邓丽君的歌曲，并瞬间为之倾倒。接着，台湾的校园歌曲在悄悄流行。当时我还没见过录音机，只是听同伴口口相传。在剧团里的锣鼓喧天中，我偷偷地抄录《外婆的澎湖湾》、《乡间小路》、《童年》等歌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心中又埋下了歌星梦。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我接触到的台湾歌曲都被我抄录下来，并唱得滚瓜溜熟，而对于京剧，我总是忘词。

有一次，我跟随剧团到齐家务演出，第一晚演出的是《春秋配》，老师安排我上台。《春秋配》讲述了一对才子佳人在郊外相识，后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我饰演的是公子李春华。这个角色的戏份并不重，我的台词也不多。平常排练，老师主要集中在女主角身上，我只是走过几次台，从来没有彩排过。我因为不喜欢小生的角色，私下也不演练，当我被老师安排出场的时候，脑子就开始晕了。上场之后，面对台下黑压压的观众，紧张地唱完了“穷住闹市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之后，在念白的时候，大脑突然断电——忘词了。女主角等我的话，而我愣在台上想不起来，冷场大概8秒之久，我觉得那简直是八年。扮演乳母的演员快速接话，终于让演出继续下去。

我下台之后，老师训斥了我几句，后来几天的演出中，我的角色被别人替代了，我一点也不遗憾，甚至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戏校的两年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爱上京剧，甚至是厌恶——厌恶锣鼓，厌恶京胡。在我看来，京剧是一种陈旧的、腐朽的艺术，让孩子学习这样的艺术是不人道的。直到现在，每每看到儿童表演京剧我都会惋惜，那是大人们把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孩子却美其名曰——传承京剧艺术。

学戏的两年，是我的人生被父母偷走的两年，这段经历对我整个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14岁离开戏曲学校后，我回到家里，又萌生了回学校上学的愿望。父亲无奈，陪着我去赵毛陶找到了孙校长说情。我是带着绝望去的，因为我不信任父亲的办事能力，他在家里对待自己的孩子们很暴戾，但是在家庭之外胆小怕事，办事能力极差。

父亲找到孙校长后，笨拙地转达了我想继续上学的想法，孙校长傲慢地拒绝说：“你把学校当什么地方了？想走就走，想来就来？”

父亲唯唯诺诺地说了几句没用的话，孙校长依然是拒绝的态度。当时的我，因为被父母严厉管教到不敢主动说话，也因为懦弱的性格耽误了这次争取的机会。就这样，窝囊的父女臊眉搭眼地回家了。

求学之路走不通，我在家里务农干活，没事的时候，跟着收音机自学英语。我经常躲在爷爷的房子里看书学习，糟糕的是，母亲很讨厌我看书，有好几次把我堵在屋子里，歇斯底里地呵斥，后来我每每看书的时候，心里都伴随着恐惧感和罪恶感。

我找机会借阅小说，有幸读到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伤痕文学。直到后来到北京打工，才有机会借阅到更多的文学书籍，我的文学之梦，才又在谋生的曲折过程里，断断续续地做了起来。

我决定辞掉《大众电影》的撰稿工作了，开始酝酿小说的构思，同时，也要整理写给你的忏悔录，否则，我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你，都难以释怀。

三、一个人的旅行

初秋时节，我搬到了通州区宋庄的一个平房里居住，院子里可以种菜，我买了很多菜种子，摩拳擦掌地准备过乡村写作生活了。我看着院子里的野草，也是满心欢喜，我喜欢一切绿色的植物，喜欢一切生机勃勃的野景。

突然有一天，我门口的树枝上飞来一只漂亮的野鸡，拖着颜色的大尾巴，漂亮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光泽。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野鸡，我受宠若惊地屏住呼吸，仔细打量它，这时，手机响了，野鸡拖着大尾巴飞走了。

电话是《大众电影》的编辑辛加宝打来的，他安排我去宁夏出差，参加在银川举办的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晚会，让我写个跟踪报道。我没去过西北，便愉快地答应了。我打算在进入写作状态之前，给自己放个假出去旅行一阵子。

我飞到银川之后，心情飞扬了起来。在采访的过程里，我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老年阿姨看到我，突然赞美我说：“记者姑娘，你的眼睛可真美，怎么长的？”

“哈哈谢谢您。”我欢心地笑着，不知道如何作答。

“你像年轻时代的陶玉玲，笑起来两个酒窝，又甜美又朴实，和春妮一样一样的。”阿姨继续赞美我。为此，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旁边的陶玉玲，她虽然青春不再，可笑容依然甜美。

我记住了那位阿姨的赞美，后来每当我想对一个人表达善意时，便有小心机地先奉上“甜美”的笑容。

这一届的颁奖晚会上，电影《手机》成百花奖最大的赢家，葛优和范冰冰分别摘得百花奖影帝、影后桂冠。颁奖活动结束后，我在酒店里连夜赶写稿件，又连夜发到编辑辛加宝的电子邮箱。

翌日，我收拾起简单的行囊，去了一趟美丽的沙湖。游荡了一天，回到银川，买了去武威的票。我要一路向西，放飞流浪去了。

去武威的大巴车里乌烟瘴气，男人们的烟味和脚臭味混杂在一起。我趴在窗户上贪婪地看窗外的风景，好不容易到了站，我下车游荡了半天，又买了去酒泉的票。

大巴车在山丘里穿行，窗外的景色越发壮美和苍凉起来。夕阳西下时分，大地铺了一层金黄色的光。车子到了酒泉，我直接换车继续西行，迫切地要去敦煌。车子越往西行，路途越来越平坦，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展现在眼前，我的心越发地敞亮了起来。

敦煌的天空很蓝，白云压得很低，空气透彻而干燥，这里几乎常年不下雨，就算压下来一片云彩，下一阵太阳雨很快就结束，地皮都没湿过来。

我在敦煌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里住下，一晚上20块钱，门窗都关不严，我没敢把行李放下，背着包去吃饭了。

在一个面馆里，带着围裙的厨师给我端来了一碗面，坐在旁边看着我吃，他问：“你从哪里来？住在哪里？”

我低头吃面不吭声，厨师点了一支烟，抽着烟不再说话。我吃完面，掏出六块钱递过去，他没接。

“不要了。”他说。

我把钱放在桌上就起身离开了，走出门口的时候，厨师跟出来，再次追问：“你住哪里？”

“没住哪里。”我说罢，快速离开，走出一百多米后回头看去，发现厨师在远处尾随。我撒丫子就往人多的地方跑，然后又七拐八拐，终于把厨师给甩掉了，然而，我自己也迷路了。只好快速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

“你去哪里？”司机问。

 “去百货商场。”我毫不犹豫地说。

“哪一个百货商场？”司机又问。

“最大的那个。”我假装自己对此地很熟地说。

“你是说阳关中路那个吗？”司机问。

“对！是的！”我笃定地回答。

到了百货商场，我确定把面馆里的厨师甩掉了，然后在市区游逛了一会儿，又辗转回到汽车站的小旅馆安顿下来。睡觉得时候，我用凳子抵住门，胆战心惊地过了一夜。

翌日，我去了向往已久的莫高窟，领略了艳丽多彩的古代壁画艺术。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学过一年的绘画，也是当年班上的佼佼者，可惜我不懂的规划人生，离开绘画班后才艺就荒废了，有同学考入了美术院校，我则继续在家务农。那一段的绘画经历，让我具备了一点美术审美。莫高窟的壁画让我流连忘返，我想象自己是一个唐朝的画匠，站在梯子上，心无旁骛地描绘那婀娜多姿的飞仙图案。

莫高窟又称为千佛洞，是佛教圣地，然而，当初云游至此的王道士想把此地改造成道观，所以在94窟的佛像前又塑造了一尊太上老君，不禁让人哑然失笑。

除了莫高窟之外，敦煌第二个令我慕名之地是阳关。“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诗里的苍凉悲切令我着迷。阳关距离敦煌挺远，没有去那里的旅游车，我问了出租车司机，他们说走一趟需要200元。

在敦煌的一个小餐馆里，我看到邻桌是两个外地的中年男人，听他们聊天的内容好像也是来旅游的。我见机搭讪：“你们去过阳关吗？”

“没去过，没有去那边的车。”其中的眼镜男回答。

“想去吗？”我问。

“想去啊。”另一个寸头男说。

“我们合伙包个出租车吧，一共200元，我出100元，你们俩各50元，怎么样？”我问。

 “好啊！”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说。

两个男人介绍说，他们是来自湖北黄岗的教师；我说我来自北京，是记者。就这样，我们寒暄了几句，就出门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阳关。

阳关位于敦煌市的西南角，离市区两百多里。“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西出敦煌，便一副“无故人”的情境了。去阳关的道路在平坦的戈壁摊上蜿蜒着，两旁没有绿色的植物，路上只有我们一辆车，景象苍凉，但很自由，像是在荒无人烟中流浪。到了阳关遗址，更感到了荒凉。残存的烽火台以西，是无尽的沙丘，向西南望去，是白雪皑皑的昆仑山脉。

我下了出租车，顺着下坡的土路疯狂暴走，路上有一条一条的车辙，和新鲜的马粪，还有遗落在地上的葡萄。我捡起葡萄擦拭着，放在嘴里，就这么顺着车辙，一路捡着葡萄，走进了一片绿洲。

同车而来的眼镜男话不多，一直紧紧跟在我身旁，我站定，严肃地说：“请你离我远一点。”

“一起玩不好吗？”他说。

“不好。我们只是一起拼车，不是一起旅行，你别再跟着我，我想一个人享受风景。”我的话把眼镜男镇住了，他乖乖的走向一边，不再跟在我的身边。

我独自走到泉水旁，欣赏郁郁葱葱的葡萄园。能在荒凉的戈壁里看到绿色，似乎看到了生机勃勃的希望。我的心情大好起来，好想放声歌唱，看了看远处的眼镜男，我忍住了。眼镜男喊话过来：“你那边的景色我也想过去看一看，可以吗？”

我笑了，喊道：“我看完了，你来看吧。”

阳关值得看的景点并不多，但是那里的苍凉是值得沉醉其中的。黄昏的时候，我们一行离开阳关，回到了敦煌，我和两个拼车男友好道别。

第二天，我背着包独自游荡在敦煌市区，心情渐渐狂野了起来——去格尔木！然后从那里去西藏！说走就走，我到车站买了票，上了去格尔木的大巴车。

风景在路上，大巴车路过一片片白色盐滩，土丘里会有羊群，啃着枯黄色的植被。沿途没有绿色，景色荒凉，我的心情也被感染得荒凉起来了。车子穿过一个又一个的荒凉村庄，在村子里，看到街头摆放的台球案子，旁边围着穿着臃肿棉袄的男人，他们缓慢笨拙的弯腰，架杆，瞄准，摆动，出杆。围观的人把手揣进袖筒里，在桌子旁转悠着。

大巴车到了格尔木，刚一停下，一些胡子拉碴的沧桑脸庞凑了过来，纷纷问：“去西藏吗？”他们的冷峻的表情让我心生恐惧，我不停地摇头。

9月底的格尔木已经很冷了，我带少了衣服，在一家小旅馆里，我冻得打起了喷嚏，我觉得需要吃一顿热乎饭了。在旅馆楼下黑黢黢的街道上，我找到一家餐厅，当我点了菜并吃到一半的时候，进来几个看不出年纪的男人，在离我挺远的地方坐了下来，他们点完餐后，服务员却给我端来了一盆汤。

“我没有点汤。”我说。

“是旁边的那位男的点的。”服务员说。

“为什么？他为什么给我点汤？我不认识他。”

“不知道，他一定要给你点汤。”服务员说。

我看向那位男士，他一直在和朋友们说话，根本就没看我。我是个谨慎小心的人，那碗汤一口都没喝，趁那男人不注意的时候，我快速溜出了餐厅，一路七拐八拐回到了小旅馆。

旅馆里的被子很薄，我想找服务员加一床被子，却找不见人，整个旅馆好像只有我一个客人。我感觉很冷，不停地打喷嚏流鼻涕，我蜷缩在床上，想起刚才的那碗热汤。也许那个男人是一番好意，但我一个人出门在外，宁可辜负了好意也不能落入危险……这样想着，不知不觉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的身体还没有复原，看来西藏是去不了啦。我直奔格尔木火车站，买上了回北京的车票。

火车一路往东开，一直到了西宁，才看见了绿色的植物。看见了绿色，就看见了生机勃勃的希望。待火车到了北京站，我的感冒不治自愈了。

当我回到宋庄，坐在绿油油的院子里，我的身体满血复活，开始筹划写作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