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场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和必然注定吗？为什么欧洲只有非常短暂的统一，而中国自秦汉以来统一的时间能如此之久？
三、历史的密码——兴替之道
“知乎大神”安森垚在《祖先（Ⅲ）》中用多维视角对中世纪时东西方各个大国的崛起之路进行了深入分析，力图给我们解答东西方不同历史走向之谜。下面就聊聊《祖先（Ⅲ）》那些分散在书中的话头和有些未尽之言。
✺✪✺历史的密码之：历史走向——基因传统与统分渊源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之所以能够绵延至今而不绝，之所以历经磨难还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靠的就是中华文明的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这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大一统”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致中和”的基因标识，蕴含着中华民族“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最持久、最磅礴的力量。
✪以农为本，文明源起的差异——安土重迁，顺天应时，薪火相传，守望相助
中国龙兴之地的黄河、长江流域，地处温带，地势平坦，四季分明，气温适宜，雨水充沛，非常适合农作物生长，这直接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先，确立以农业为主导产业。
农耕文明的传统，逐水而居，靠天吃饭，安土重迁，视土地为命根子，并且从远古的刀耕火种起，就把人能战胜恶劣的自然环境，生存下来归根于依靠集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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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恃君》篇：“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干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不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种依靠“集体”力量的思维、协作的观念和土地意识，在进化演变过程中，逐渐强化为强烈的宗族传承、家国伦理和疆域意识，表现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万众一心、同舟共济”，体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多元一体、守望相助，反映为中华民族在领地上的“大一统”思想。
同时，农耕文明“顺天应时”思维的另一面就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中国东面靠临大海，南面毗连瘴地，西面环接高山戈壁，北面郊临苦寒荒漠。这块“中国”基本盘的天赐之地，就成了历代中国帝王心目中的“已经承包了”的私有财产，或是名垂青史的功业良机。
这是自认为“天命所归”的正统必然，是在“逐鹿中原”和“问鼎中原”之后的不二使命。老子死了，儿子得接着干。有时甚至好像不是“一代比一代强”，都觉得不好意思去见列祖列宗。唐军北灭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便火速将其送到长安，唐太宗为此举行大典，向太庙祭祀以告慰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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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相对封闭的独立环境，也一定程度上挡住了中原腹地农耕文明向四周辐射的光芒。历代中原王朝的扩张一般也由此止步，甚至有时并非“无力”征服，而只是“看不上”外面的蛮荒之地罢了。
陆游死前念念不忘“但悲不见九州同”，让儿孙在“王师北定中原日”别忘了告诉他。偏安一隅的朝廷，像东晋和南宋多为史家、士子所不屑，有时当权者哪怕装也得装一下“北伐”的样子。否则，在大臣和百姓眼中就不配称为“天子”。桓温就是在东晋组织的一次“草台子”北伐失败后，乘势夺得了内外大权。
这种“朴素”的薪火相传，这种深入骨子的“理所当然”，恰恰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塑就了中国的“大一统”基因。中国不灭，中华文明就不会灭；中华文明不灭，中国就不会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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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学者称中国的大陆农耕文明为“黄色文明”，相对地他们是“蓝色文明”。原因就在于：西方文明的龙兴之地是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半岛，环地中海、爱琴海岸一带。他们最初的源头就是“古希腊—罗马”文明。
中国神话女娲抟土为人，古代“五行说”中以“土”为中央，而西方第一位哲学家古希腊泰勒斯提出的是“万物基于水”的命题。从中也可以略见一斑。
现代欧洲的民族主要有四支：时为“蛮族”的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和文明民族拉丁人。所以，欧洲文明之初，既有海洋商业文明的底色，也有游牧民族文化的浓重色彩。
游牧文化信奉的是“丛林法则”，有着强者为尊的独霸。他们唯有对资源的掠夺，少有对土地的经营。所以在东方，唐初李世民跟颉利可汗签了很耻辱的“渭水之盟”，突厥得到唐小弟倾其私库的“孝敬”后，便退兵作罢。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更是屡屡向兵临城下的大军割地赔款，而苟延了千载。
鼎盛时期的东西罗马
在商业文明中，个人主义至上，认为集体无自由、无法保障人权，在呼吁自由精神的同时还强调竞争意识，在提倡平等观念的同时还怀有扩张欲望。早期的这种思维下，古希腊建立的只能是一种城邦制的松散型国家。
从历史上看，古希腊人对于战争的观念也与古代中国有大不同。我们看重的是土地，土地上的人是附着的，有土地就有人；而他们缺乏那种“疆域”的意识，看中的是市场和土地上的资源，是奴役而不是占有土地，与游牧文化相似也是一种“涸泽而渔”的掠夺。
这些游牧文化和商业文明结合在一起的怪胎，就是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一部残忍和血腥的西方殖民史，是轰开中国大门的大炮，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对东南亚的奴役。
再从文明中心的辐射来看，欧洲龙兴之地的两个半岛在南部海畔，远离欧洲大陆腹地，内陆又多山，有蛮族的不毛之地重重阻隔。罗马鼎盛时期以及后来号称继承罗马法统的法兰克王国，都没有把全欧洲囊括其中。
法兰克与东罗马
当然，欧洲的难以统一，其中也不得不说有东方国度的原因，匈人和阿尔瓦人这两个先后被东方驱赶至欧洲生存的黄种游牧人，成了罗马与法兰克的难言之隐。包括后来的蒙古大军。欧洲的这种分裂局面，东方也是有责任的。
而且，罗马帝国基本延续古希腊的传统，是一种改良的城邦制，大多时期还是一种松散式管理。欧洲由此存在大量“无主”或半“失控”的土地，在西罗马灭亡前后，还没有完全剥离游牧“蛮族”身份的日耳曼人各族便纷纷自立。地广人稀之下，缺乏有决心和能力征服整个欧洲的那种雄主。
✪以儒为基，文明内核的差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华文化是温和的，也非常具有包容性。这是我们国人看到的一面。另一面呢？对待外来文化，用一个据说是从国外传来的说法就是“流氓兔”：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几千年不断融合发展的结果就是，中华文化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外来文化大多被揉碎了，毫无独立完整性可言，本土化的改造极为有效。
源于农耕文明的儒家文化，在其中发挥了很好的磁场效应和粘合作用，从理论上正式确立和发展了家国伦理与“大一统”思想。“王”者，往也，天下之所归往也；中，不偏不倚谓之中；和，协调敦睦谓之和。中正仁和，允执阙中，守中致和，协和万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总体价值追求。
这些思想逐渐强化成为人与人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相处的准则，以及对世界、对人类的总体看法，而产生了中华文明巨大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
费孝通
1990年12月，费孝通老先生在80寿辰聚会上，意味深长地总结提出了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这与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成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处原则，如今已被中国在国际上广泛运用。“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思想和概念的提出，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熠熠生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教皇
西方文明的内核除了“古希腊—罗马”文明，就是“希伯来—基督教”这一宗教文明。而中亚文明的内核是伊斯兰教文明，也是宗教文明。
无论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他们对异教徒，都有“圣战”的传统。就是在内部，因为教派之争，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被以色列人视为犹太教异端的改良派基督教，从希腊安提柯教派与埃及亚历山大阿里乌教派，到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一直纷争不断，甚至是动辄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
在欧洲，宗教的“神权”与世俗的“王权”之间，也存在深刻而久远的矛盾。基督教从被罗马帝国正名、封为国教，到西罗马灭亡后成为东欧硕果仅存的正统，在中世纪达到了“神权”的顶峰。
一山不容两虎。作为欧洲权力“金字塔”塔尖的罗马教廷，它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许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来分享它的权力，甚至把它拉下神座。而基督教本身的渊源，也使得它建立不了像阿拉伯帝国一样“政教合一”的大帝国。
在费孝通老先生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时候，在太平洋的那一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在90年代初提出了“文明冲突论”。预言渲染：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
塞缪尔·亨廷顿
西方文明中的代表者，在宗教思维影响下，以冲突的眼光打量世界文明要如何对峙的时候，中华文明中的学者，是在用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释读着世界文明之间该如何相安。
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爆发，其后全球恐怖事件不断升温，这似乎印证了西方现代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剧烈冲突，就如亨廷顿所说：在未来，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但是，这样的顾虑，恰恰是因为某种文明存有“主宰全球”之意。这样的思维，恰恰是造成西方世界包括欧洲，这么多世纪来种族矛盾、宗教矛盾不断和今天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所在。
✪以文化人，文明同化的彻底——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一统
车同轨：所有的马车两车轮的间距要相等。
书同文：写书信或文章时用相同的文字。
行同伦：人们的日常行为要遵从统一的道德与规范。
这种“大一统”的思想，最早出自东周春秋时期的《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它很明白地说明了文明同化的途径和“大一统”的基本形态。
更早的还有《诗经》中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秦国的丞相李斯，更赤裸裸的表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
秦吞六国、统一中国，始皇帝进一步统一文字和货币、度量衡之后，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就被限定在一个大的基调之下。中国广袤的疆域虽然有不同的语言、习俗、传统，但是统一的文字，有力地促进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们的交流和融合。
秦始皇
汉武帝时，董仲舒在策问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与武帝的需要不谋而合，从而确立了儒家伦理的正统地位，强化了“行同伦”的唯一标准，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保证了“大一统”制度。
至于“车同轨”，一方面是推动了社会的标准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是规范了道路建设标准，破除了春秋战国遗留的地域壁垒。这些极大地促进了交通的发展，既便利了中央集权的政令通达，也加速了各地域和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这种建立在文明同化、思想统一基础上的领土、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大一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普遍政治追求，又深刻促成了中国各民族、地域、人种对中华文明的认同，也赋予了历代中原王朝“一统天下”的使命与担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正是因为有了文明同化的厚实基础，“大一统”思想才得深入人心。后世王朝无论怎么闹腾，三分天下也好，南北朝也罢，再乱一些十六国也无所谓，但大家对这种分裂的局面并不认可，始终在为重新统一而努力。终将混元归一，必有一代雄主出来收拾残局，开创下一个大一统国家。
狄奥多西一世
反观欧洲，古希腊和罗马的文明同化、民族融合从来是不彻底的。古希腊的城邦制就不说了，基本不存在一个统一政权和统一的领导。
罗马从本质上来说也不是个“父死子继”的帝国，它的任免权力名义上是掌握在元老院与公民大会手中，皇帝许多时候是走马灯似的，3世纪的50年内就有26位军人篡位，内政非常不稳定，统治区更是叛乱不断。
罗马偶尔的“父死子继”就是分裂。君士坦丁一世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和两个侄子分治帝国。狄奥多西一世则临终前，干脆将帝国分封给两个儿子，实行永久分治，彻底变成东罗马和西罗马两部分。
日耳曼人更不用说了，老爸死了几个儿子瓜分领土，这是部落的传统“美德”。法兰克的克洛维一死，就给几个儿子一分为三，成了今天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基本盘。
所以，民国学者张荫麟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时间非常短，从秦后搞了郡县制，基本就不能称封建了。人家欧洲才是正儿八经、传承一千多年的封建。在欧洲大陆上建了大大小小的古堡，最多时可以达到八百诸侯。还谈什么欧洲一统啊。
古希腊和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各国的这种政治形态，直接造成了文明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夹生饭”。而且，除了法兰克人外，大多日耳曼部落的王国在西罗马灭亡后，专门搞了个“去罗马化”，从文字开始就各玩各的。
特别是去了不列颠海岛“创业”的几个日耳曼哥们，对法兰克的全盘拉丁化，更是羡慕嫉妒恨，不对眼一直至今。当拿破仑借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烈火企图一统欧洲，法兰西帝国崛起时，七次反法联盟，英国就参加和主导了六次。
拿破仑
反正英国的原则就是，它在海岛搞不成的，留在大陆的那帮子也甭想搞好。对于欧洲的现状，它是对得起专业“搅屎棍”的称号的。
今天的欧洲虽然有几十种语言，但他们的源头都在日耳曼语和拉丁语，区别其实并不大于我国各地的方言差异。但是，尽管相同意思的发音差别不大，落到纸上写成文字，那就真的要大眼瞪小眼，相差分亳，谬以千里。
所以，离开了统一的文字，地域和民族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的媒介，文明的同化必然是不彻底的，不能走向统一也是能够料知的事了。
对中欧的统分历史走向简单作个概括
中国“大一统”基因：农耕文明萌芽→→儒家文化定型→→文明同化牢固
欧洲：先期没意愿，文明中心离腹地太远，统治很松散→→中期没办法，内有罗马教廷擎制，外有东方黄祸→→后来没能力，同化不够彻底，还有一根“搅屎棍”
以网络上的一段话作为整个书评系列的结束语：
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着青铜器；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两千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征战四方；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五百年前我们和葡萄牙人一样扬帆大海；而现在我们和美利坚人一较长短。五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打牌，而坐对面的玩家已经换了好几轮了，五千年来我们一直站在世界潮流的最顶端，只是最近200年打了个盹。
上文链接：
✺ 系统观——视野的宏阔
✺ 综合法——体例的创新
✺ 吸睛术——图式的契合
历史的默契——必然王国
历史的彩蛋——蝴蝶效应
下一：历史开创未来的密码（被认为对日不够友好而锁定）
历史的密码——兴替之道
✺✪✺历史的密码之：文明正统——文化同化与民族融合
✺✪✺历史的密码之：王朝存亡——强权人物与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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