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今天，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他生于1840年，出生的时候，英国女王的坚船利炮，正隆隆地向大清帝国驶来。他死于1939年，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大片国土已经在日本人的炮火中沦丧。
百年人生平行着中国的屈辱和抗争。
他叫马相伯，中国著名教育家、震旦大学首任校长、复旦大学创始人、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
精通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八种外语，兼修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学贯中西，被称为民国十大先生。
他活了100岁，一生都在救国。
那年，一个12岁的小孩儿，从江苏丹阳私塾走出来，独自一人徒步11天，到了上海的徐家汇，投进一所教会学校徐汇公学。
他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马相伯，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12岁时，不满足于在私塾学习，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于是决定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的教会学校，马相伯博览群书，接受经典教育，他以罕见的天赋和勤奋，不仅通晓天文、数学，而且研读了哲学、神学这些艰深晦涩的学科。
他学贯中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深谙中西文化，不仅成为了出色的中国神父，更是一位博学大师。
作为一名信仰外来宗教的中国人，他深刻感受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着怎样的屈辱。
从这时起，救国理想的种子就埋在了马相伯心里，他希望有朝一日，能使中国振作起来。
可随着马相伯的才华与地位越来越高，他与教会管理者的冲突也越来越频繁。
看到民众疾苦，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但这样的举动反遭教会幽禁“省过”。
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不能忍受中国人被别人不停的欺压，这一次他又出走了。
马相伯离开了教会，对于一个天主教徒，这样的出走无疑是一场背叛，但他却登上了大清帝国内政外交的舞台。
凭借着自己的才能，1876年，马相伯应李鸿章的邀请参加了洋务运动，这正与他的理想相契合。
当时，正是拖着长辫子的大清国民，艰难走向世界的时候，马相伯是不可多得的全才，他懂洋文、懂公法，以他的才能，理应在洋务运动中一展身手。
但当时的清朝政府腐朽、自大而又无知，因为马相伯是天主教徒，他报国的理想受到众人猜疑。
救国兴国需要军费，李鸿章派马相伯赴美筹集资金。
终于有个机会可以做更大的事，在马相伯的努力沟通下，美国多家银行承诺愿意向清政府提供贷款，金额高达5亿之多。
然而，马相伯的功劳却被清政府看成动机不纯。
一个只是会说洋文的人，怎么会借来如此多的钱？一定是勾结洋人卖国求荣，自命清高的清政府拒绝了这笔资金。
马相伯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此后，马相伯把整个壮年都奉献给了洋务运动，人生的大好年华都浪费在一个失败的事业当中，从政多年，无一事成，此时他已心灰意懒。
而更让他雪上加霜的是遭遇了亲人的生死离别。
54岁，妻子儿子死于海难，56岁，母亲过世。
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他脱离教会，认为他不是称职的神父，临终都不认他这个叛教的儿子。
甲午战败后，马相伯离开了遍体伤痕的政治舞台，或许到这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医治中国的愚昧无知、落后腐败，唯一的良方就是教育人、培养人。
马相伯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他决定毁家兴学。
1900年，60岁的马相伯，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并说明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马相伯倾囊而出，并给这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起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名字“震旦大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有“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
生命已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一个甲子就是一个轮回，晚年的马相伯对这个国家人才匮乏、前途命运非常担忧，他希望看到东方日出时。
然而，耶稣会希望震旦大学为教会学校，学生要遵守教规，这和马相伯办学初衷相违，他制定的办学原则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矛盾不断升级，耶稣会竟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修改校规和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为之大哗。
学习为了什么？学习是为了救国，不是为了当天主教教徒。
纷纷退学的学生们，找到马相伯，跪在他面前，哭诉道：“马校长，我们退学了，但是我们还想读书。”
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马相伯老泪纵横，背负骂名都没有掉泪的老人，面对学生的求学心切，他哭了。
66岁的马相伯开始奔走疾呼，在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下，马相伯带着学生，在吴淞一个废弃的提督衙门内，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也就是今天的名校复旦大学。
“复旦” 二字出自《尚书大传》中的一篇《虞夏传·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表示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的意义。
复旦初创，举步艰难，为了节省开支，年迈的马相伯，经常带着大大的眼镜亲自授课。即使条件恶劣，复旦照样走出了数位大师，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民国艺术大师李叔同，还有国学大师陈寅恪等。
何为务实？顾名思义：务，就是干；实，就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为了救中国，马相伯就是实实在在的干，在以后三十多年的命运中，他为启迪民智、为育人鞠躬尽瘁。
辛亥革命前后，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马相伯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
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翁，本该是颐养天年的时候，但只要为中国好，他都会像年轻人一样，充满热情的投入到改变中国的事业中。
1914年，民国初，学生们鉴于老先生毁家兴学，家无余资，于是筹集万元，为幼孙女作为生活费和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教育经费。
为了教育，马相伯舍小爱救大爱，他曾对自己的孙女说：“爷爷把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啊！”说完，抱着孙女大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未兴，何以为家，国未强，岂能顾家。
1931年，马相伯92岁，他坎坷了一生，只希望见到国家能够振兴起来。然而上天赐给他超出凡人的寿命，似乎就是为了让他尝遍人世离乱，九一八的一声枪响震碎了神州大地，也打碎了马相伯的希望。
国难深重，他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
马相伯成为了抗日老青年，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一个老人拖着一只病脚30元一个字，50元一副对联，竟筹集了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
尝遍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外辱，晚年还要流离失所，即使这样，马相伯在流亡的路上，还为复旦的学生写下：“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1939年，是马相伯100岁的诞辰，这位爱国老人受到了全民族的尊敬，全国各界遥祝他百岁生日，在国家危亡之际，他成了整个民族的祥瑞！
“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
老人说寿高多辱，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之用。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病逝。老人一直强调自己绝不撤离中国，但至死不知身是客。
在他生命的尽头，有人探望，只听他声若游丝地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1840年-1939年，马相伯生于乱世，长于乱世，死于乱世，却不曾叫醒中国。 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老人，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复兴，他怀揣着最炽热的希望，却没有等到祖国的繁荣。
鲁迅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为了这份热、这份光，马相伯走了百年。
在国家受辱时他抛下个人得失，投入到洋务运动中，在战火连天民不聊生之际，他又毁家兴学，想要用教育唤醒国人。
老先生的一生，都在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倾囊付出，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感情与奉献一如他的信仰那么纯粹和无私。
诚如他的弟子于右任为他所书的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
虽然老先生经历过无数坎坷崎岖，但他培养的大师群星璀璨，他创办的复旦大学培育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做着自己的贡献。
正是，老去凭谁说，看几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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