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确立儒者的信仰，首先明确如何建立一个儒者，在这儒者本怀的基础上，我们再讨论儒家的发展，在这之中，我们在孔儒和后世儒学的阐述中，形成一种认知，当今之儒家存在表里之别。当下中国的一些的儒学者把儒者的品质当成儒者之标准。这是表。有的人则以探究儒家本末由来，审查内在外之别，从里到外，达成一种紧密的束缚，平衡标尺地作用于行住坐卧，在这样明确的道路实践中，孔子才可以收放自如，游刃有余，因材施教的拓展，从不同角度回答同一个问题。这种紧密束缚产生的平衡，我把它叫做体系思维。每一个哲学家都有他的体系。每一个体系的认知都必须建立在他的体系之内。
形成表里之别后，我们才有足够把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立足当代，一个儒者应当如何根据新形势下的社会做出新的标准，依旧保持儒者的风范？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影响是深远的。
这是鄙人儒家系列文章的大旨，也是工作之纲领。我在本文所引资料都有所局限，但对于儒者的信仰问题，足以论述其要，纲领不变。至于中国哲学史之点评，鄙人是一定多方索引，以合新考。
第一，什么是“儒”
儒的原意是“学者，文士”从“儒家”这个名称，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学派的构成。一群以专研六经的专家学者。从这里看来，儒并非是孔子的专属。我们现在所说的儒的要求就是一系列儒家理论的社会要求和道德要求。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概念转化。儒学成了加上后世儒学的儒家整体，它特指某一学派，某一理论的主干和枝叶。
这也是当代国学在社会传承中，注重儒家之表的历史原因和书本基础，理论基础。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孔孟之道是迂腐的，是使人束缚的。可以舍弃的，它代表封建的道德要求。甚至，儒家或者国学就是一堆鸡汤，甚至需要依靠某宗教才可以推广流行，儒家成了宗教的附属的宗教行为。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问题。
孔子之儒
当代，孔孟之儒的提法是存在毛病的。因为太宽泛，孔孟确实是儒家的代表，但从历史上看的，并不代表孔孟是一路的。从儒家历史发展和理论结构的整体上看，孔儒和孟儒确实解决不同问题，达到一种契合。孔子的重“仁”孟子重“义”仁义在社会行为的中，是一个人的表里关系。他可以很好的体现出君子这个人物形象。这是为什么后世把孔孟作为整体儒家的代表的原因，但这是混淆概念。
但，作为不同的人，每个人理论出发点不同，前提不同，得到的东西也不同。正是理论前提的角度不同，对得出的答案去判断也没有标准。
比如。苏格拉底认为自己是无知的人。正是如此，他是希腊最聪明的人。这是公认的。世界上的未知事物太多了，人类是十分渺小的，面对这么大的宇宙，大众从来的自满，限定了人类进步的步伐，更别说认识整个宇宙了。事实上，每个人都无法拼劲全力去认识一切。但我们可以扩大我们的认知范围。就像一个蛀虫吞噬一个苹果。再从一个苹果吞噬一个房子。最终它可以吞噬一个地球。人所谓的博学是从不断积累中，不断比较中产生的。我们无法认识一切，但我们可以认识自己无法认识一切，去认识一切，这是我们只能这么做的。只有通过认识不足和培育敬畏才可以使得我们更聪明
。
另一个观点是，这是一句鸡汤，因为最聪明的人是无法比较出来的。既然无法比较出来，也就没有最聪明的人，这个结论前提不成立，结论更不成立。当然，他的观点也是对的。因为谁可以全部认识这个世界呢？我们在上一个论证也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认识世界，但比较中存在认知差异却是一定的，而这是比较聪明的方法。在这个结论开始之前，我们已经把聪明的定义从绝对变成相对。因为只有相对的聪明，这个结论才具备积极意义。就像柏拉图和马克思是迥然不同的。二者却是无法比较的。
在我们遇到孔儒这个词之前，要明白，我们要讨论的主体是什么？不是历史上整体儒家的理论体系，也不是先秦儒家的代表而是孔子这个学者，他建立什么样的学说。然后，我们再去对孔子所建立的儒家理论的大致体系描述，再定义孔子对于儒家这个学派的奠基作用。
儒家，是一个对儒字内涵不断发展的学派，最终形成一个官方解释，一个真正，值得认可的学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内涵？包括道德，品行。我们只能说，儒者，在过去这样地被填充，而他们通过这种填充获得思想上地位。
而这和儒者最初本质没有关系，我们要考究的是作为儒家的奠基者孔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学者有怎样的内容填充，提出怎样的要求？而之后的儒家发展，都有其时代性，都是，对当时社会，有具体的需要解决的课题，他们对于儒者的解释立足于此，以至于他们对于儒者品性的阐述，并不能代表儒者的实质，我们需要从孔子那里才能以儒家的哲学逻辑，哲学方法去反证出，他们为何对于时代做出如此这般的描述。
孔子其人
孔子生活的时代是纷乱的，周朝严密的社会结构遭到崩塌，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等等。现代认知中的孔子是教育家，思想家，但，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起码他是一个期待的从政者。面对这样的社会，有两条选择。一条是复古，是前进。随着战国的残暴，前进统一还是成为趋势，非儒家所能改。
对于孔子的整体评价，另有专篇。孔子选择了复古，因为他对周朝的文化环境有着强大的信心。关于孔子心中的上古社会，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每一个人的语句所代表的具体含义是统一的，公认的。每一个人都会，对他语句所代表的具体含义，去履行他的社会职责。正是因为，正是因为语言和道德的统一，使得人民在日常中，有了比，法典，更广泛的，道德参照物，也就是舆论作用。当一个社会的舆论作用比法典还要重要，比法典更人，约束我们的道德。这个言行一致的社会还会出乱子吗？不会的。当然，这在我们想来，恐怕，是另一种理想国。但我相信智慧的中华先祖，确实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社会。
老子同样存在这样论述，要求我们绝辩弃利。为什么不要辩论呢？因为辩论的基础是名词含义的多变，而这样的多变，就不能，成为一种，严密，可公认，的道德法典，失去了，最根本，也是最有利的，舆论法典，我们也就只有无奈地，退求其次的选择的严厉的书面法典。像古代法典，或许没有春秋战国的法典，要苛刻，明确，而这都归功于舆论法典的作用。因为舆论的传播总比书面传播要广，要深，所以是次的。
另外，一个言语不能代表他所代表的含义，不能代表他说要履行的社会职责。那么就会出现，辩论这个形式，而之所以出现辩论这个形式，就是因为有了利益的冲突，因为没有利益的冲突，他们也没有必要，使用公认之外的，言语意义。辩论的产生，就是社会退化的表现，而非辩论是退化的原因，如此，我们才可以真正理解，正名主义和老子。老子主要阐述的，不是辩论的，后续后果，而是之所以产生辩论的潜在原因是不良的。
最后，诡辩的技巧是多方面的，角度是不同，而我们上面通过哲学的论证，也证明了，角度不同的人是无法，获得共鸣。既然无法获得共鸣，那么人心之中的积怨也就越来越多。，就会使得利益冲突，由内而外的稳起来。
然而在常人看来，舆论法典的没落，辩论形式的产生。和社会矛盾的日益冲突，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关系。所以这是需要十分细微，是十分考验知微见卓的功力。 所以后面，儒家十分注重心性上的动机，当然，这种动机的学说，孔子又用，另外一种，更系统的，论证方式去论证，也就是周易的象，他从先天的高度，去，讨论名的重要性，证明舆论法典的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说，为什么社会之间要存在礼？是先天之象，对社会现状提出的要求。
无论周朝的实际状况如何，舆论和道德的关系问题确实是老子和孔子的共识，而从六经的审定中，我们也看到周朝，为通过记录当时名词内涵的统一达到舆论法典的作用，确实做出了书面基础。
要认识孔子，首先要对正名主义存在正确的认识。名实关系是先秦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道德和舆论的关系问题也是先秦的主要问题。这是先秦诸子主张历史退化论的原因。
需要申正的是，孔子并非是一个迂腐，盲目的复古者，他复古，有复古的原因，并且他认准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前景。我们确实也不知道，孔子，是不是真的了解周朝的社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对于当前社会的看法是建立在道德和舆论的关系问题上，而他认为这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最佳方案。复古主义并不是，孔子，依照自己的价值观，任性而为的结果。而这是当前基础教育对孔子的，最大误区。我们更无法依照。儒家后续的发展潮流，对儒家进行，肯定或者否定，更不能，直接，对孔子下论断，他是高尚的还是迂腐的。无论高尚还是迂腐，首先你并没有认识孔子这个人。
我们也不能说孔子是一个盲目的，对乌托邦，理想国，对正名的崇拜者。我们要明白，孔子在知道正名的必要之后，对于社会的行为准则，提出符合当前社会的正名方案。他会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会提出禅让制作为实质，而是跟随，现代政治的步伐，学习上让自己的精神和动机，以通过自己的德行，使自己的政治生涯更完美。
孔子还是有进步性的，我们在这个角度上才可以说，孔子做了一件不可能做的事情。正名在上古时代是舆论法典， 他没有刑法，却做出，相对应的社会要求。而正名主义在春秋，经过孔子对五经的内涵填充已经蜕化成为一种行为准则的提倡，然而，失去正名的作用是可怕的，即使是提出行为准则，也无法改变现状，因为，谁也不想失去利益。
我们可以说，孔儒是舆论法典在春秋时代的版本，他上承古代的优良传统，又结合当代，得出新的结论，但历史已经走到这里，却也不妨碍孔子复古主义下对社会做出的思想，他的哲学理论依旧使得孔子这个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或许，从个人利益，从社会利益，于公于私，这都是孔子“不可为而为之”的理由。
孔子依旧是正直的君子，一个致力于改变社会，服务社会的人，从社会的层面上，他怀抱高尚的理想，从提出新学说都要建立在复古正名的角度看，他觉得社会还是有可塑性的，而这种希望，这种正直的君子之心，也使得孔子的快乐已经超越了奔波劳碌。即使被人叫做惶惶如丧家之犬，他还是不可为而为之。君子的品性是如此的坚定。他觉得要做，他就这么做。他觉得，这个新学说可以改变一些人，他就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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