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产生了许多离奇的、我们今人的思维很难理解的冤案，这都是乾隆皇帝一手制造的冤案。
乾隆四十五年七月的一个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坐着轿子，刚刚出了胡同，突然路边窜出来一个须发花白的老者，看上去像是个读书人，颤巍巍地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
朱椿以为又遇到一位告状的，便命令随从接过那册文书，只见封面上写着两个字“策书”，这是一份政策建言书。
这份策书端楷正书，字写得很漂亮，里面写了四条建议：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义仓，救济贫民；三、禁止种烟，以多打粮食；四、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朱椿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发现这篇文章层次清楚，逻辑严密，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他说：“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烟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三千。每万株费人工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这篇建言书，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一个老人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情，跃然纸上。
看完后，朱椿脸红头涨，神色大变，命令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
老头一看布政使大人不但没有把他待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颜厉色，如临大敌，老头一时搞不懂什么状况，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
原来这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多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来日无多，不甘心一肚子才华，就这样埋没了，便想着把自己对朝廷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献给官府，这样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
朱椿弄清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命人把老头关进大牢，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
原来，这篇策书中有一段话，“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这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御名“弘历”中的弘字，没有避讳，所以得从严查处。
第二天，这桩案子转到了广西巡抚姚成烈的衙门，姚成烈马上派人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把老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到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
审了好几天，所有人都交待，这份策书确实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是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审问清楚了，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乾隆皇帝汇报。
乾隆皇帝接到奏折后，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认真研究了这桩案件。这一年九月，他做出了如下终审判决：
第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冒犯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因此“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凌迟处死。
第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斩立决，立刻砍头。吴英的弟弟吴超，还有侄子吴逢才、吴栋才，斩监候，等到秋后再处决。
第三、吴英的妻子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他的九个孙子，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世世代代为奴。
乾隆对于统治中期这些并不严重的案件，表现得极其残酷。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吴英这样被处死的案件多达二十一起。其中七起案件中，当事者是被凌迟处死的。另外十四起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乾隆通过这些案子，要重点打击的一类人，那就是社会底层失意的文人。
因为乾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最容易带领普通老百姓起事的人物，就是“失意文人”。为什么呢？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一心想要功名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这些已经读了半辈子书的人很难老老实实放下书本去做农民，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
第二，这些人识文断字，能说会道，很有能力，很容易成为民间起事的带头人。中国历史上那些大的农民起义，首领大多数是失意的底层文人。比如唐代的黄巢，几次参加科举考试，最后都没考中，愤而起义。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也是四次考秀才都没考中，才决定起义的。
不过，乾隆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激烈的手段，要杀要剐呢？这是因为，进入乾隆中期之后，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各地出现了好几次造反事件。
乾隆十七年，有个叫马朝柱的人，在湖北大别山中纠集众人，制造军械，准备起事。这个马朝柱能识文断字，自幼胸怀大志，做着皇帝梦。他有点小聪明，靠装神弄鬼，来骗取大家的信任。他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太白金星降临，指点学得了一身神奇的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时间长了，一些人都崇拜他，拿他当神人。
经过长时间的准备，马朝柱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大量信徒，准备共同起事。不巧消息泄露，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制造火药的原料硝磺好几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二百余人。
乾隆一看这个汇报，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地方官侥幸事先破获此案，很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就要掀起。
乾隆十八年，又破获一起谋反案。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héng）一起，也做皇帝梦，共谋起兵，同样是因为事机不密而被提前破获。
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乾隆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的对策。他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做乱的“苗头”一一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
而事实证明，乾隆的这一做法治标不治本，不但在他晚年就暴发了白莲教大起义。乾隆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沉重打击了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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