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藏起来的小说
不管之后的历史学家是怎样的忧伤吧，我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位女性，就是在这个学校就读了，并且在这个千奇百怪的校规中健康地成长成了一个人格还算健全并且尚不具有反社会人格的新人类。
唔，校规的作用功不可没。
高中的生活实际上是很枯燥的，每天早上六点全校响起床铃，大家赶紧爬起来洗漱叠被，收拾寝室，六点半前离开寝室，十分钟食堂排队早饭，六点五十到教室早自习。七点半开始上课，晚九点半下课回寝室，十点熄灯准时上床睡觉。这样的生活循环往复，充实紧张。现在回头试想来，那三年的生活真如白驹过隙一样，飞驰而过，狠心不留下半分念想。
高一未分文理科之前还稍有余裕的空闲，趁着中午午休的时间我就常常偷跑去设在国际部教学楼的图书馆看书。之所以用“偷跑”这个词，是因为这样的行为显然我的班主任是不会同意的——她一直认为午休时间是应该用来抓紧学习的。而从我们的教学楼到国际部教学楼的途中会经过行政楼楼前的广场，在午休时间无所事事地在行政楼楼前的广场闲逛，被校领导逮住了也是要严肃地受罚的——当年我们那个好温柔的女体育老师就这么谆谆告诫我。于是用“偷跑”这两个字，实属算不上矫情。但到了图书馆里，就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图书馆平时就没什么人，午休时间人更加的少，往往我一个人就可以占一个大桌，自在地看半个小时闲书。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好多书就是在这个时期看的。
后来时间愈发的紧张，午休时已经不能跑过去看书了。只好借几本或从家里偷偷带出来几本，藏在床底下或教室后面的个人小柜子里，等同学回家，独自留校时候再慢慢看。现在尚记得最悠闲的时光就是一边听着老式洗衣机吱吱呀呀洗床单，一边坐在自己搬来的椅子上看闲书，窗外幽静的校园黄叶飘零，阳光透过玻璃斜斜洒落。现在想起，都是足以心头偷得片刻宁静的美好时刻。还记得那本当年伴着洗衣机用来压泡面的那本《菊与刀》，白色的端庄暗纹封面映射着北国的秋日，现在回想起来，多么像我已经依依远去的青春往事。
在教室开放的书架中，大家当然不敢藏除辅导书之外的各类闲书。无论是上课还是上自习，总是不间断地有监督的老师透过前门或后门的玻璃窗观察学生的行为。上课看闲书，那是绝对警告全年组通报批评的严重事情，就算是上自习也决不允许此类事件的发生。但观察范围总有死角，大家的座位又是有规律地每周轮换的。每换到靠墙靠书架的座位的时候，就可以小心大胆地在上自习的时候翻闲书，因为这个位置是前后门玻璃的死角。而全班的同学又心照不宣，谁也不会向老师告状。
不知道谁在这个位置的脚下藏了一本《梦里花落知多少》，于是在念书这段时间，几乎全班的同学都从头到尾看过这本书——这本不知道是谁藏的书。因为也没有人有勇气在开放的书架藏第二本，大家竟然在这种创造条件的情况下完成了这个在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居然都看完了这么无聊的书，还这么玛丽苏。
于是在此后的岁月里网上一面倒地调侃四娘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要保持远观的态度，因为他那么无聊的书居然也陪伴了我那么多节更为枯燥的自习课，我据此真应该感谢他。
在寝室床底下和柜子的衣服里藏起来的书当然更加丰富多彩，我们当年正是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大行其道的时代，我记得我当年还因为木月为什么自杀而傻傻地跟同寝争论了好久，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根本不需要争论的问题（当然这个后来是很久以后的后来）。还因为《挪威的森林》这本书，排除万难地把《了不起的盖茨比》看了好几遍，后果当然是失败了。就像小学时代阅读《飘》一样地失败，不是我看不懂其中的词句，是我当时以为我读懂了，后来才发现，我其实一点儿也没懂。
唔，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飘》从不列在小学课外阅读名著书单里的原因。大抵世间总以为爱情是从《简·爱》进化到《傲慢与偏见》，再进化到《飘》的。殊不知《飘》中叙述的爱情，懂了就是懂了，没懂就是没懂。同理可得《呼啸山庄》。如果我有孩子，我一定让他/她先读《飘》和《呼啸山庄》，等年纪大了再读《简·爱》和《傲慢与偏见》。
因为世间的爱情大抵是前一种，或许前一种都极为奢侈，而后一种，只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
全文目录：【回忆录】如烟往事俱忘却·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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