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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格与艾希特迈尔合写的《新教与浪漫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对德国浪漫派的标志性的批判,而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上,卢格又发起了对浪漫派的新一轮攻势,更加强化了海涅为浪漫派所描绘的反动形象,将他们与“基督教-日耳曼的复辟原则”等同起来。
海涅和卢格延续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在他们看来,古典主义是一种将理性奉为权威的人道主义,其政治理想是尘世的自由与个人的自我实现;而浪漫主义则与之相反,他们诉诸对上帝和来世的基督教信仰,认为理想的政治是通过依附于教会、回到中世纪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
然而,这种对浪漫派的诠释尽管有其历史意义,但却是极为偏颇的。不可否认,晚期浪漫主义确实发展出了一些非常保守的观念,小施莱格尔甚至为梅特涅政府服务过。一些浪漫主义者,尤其以小施莱格尔和蒂克为代表,后来从新教改宗为天主教信仰;亚当·缪勒和弗朗茨·巴德尔在他们的作品中明确捍卫德意志民族主义、旧的社会等级和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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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晚期浪漫派的保守主义立场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普遍特征。因为德国浪漫主义本身经历了几个非常不同的阶段,这些不同阶段有其各自不同的侧重和不同的立场。海涅和卢格的问题在于他们都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从晚期浪漫派的观点出发来理解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源初目标和理想。
在浪漫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早期浪漫派不仅不是复古守旧的,而且是大革命理想的坚定支持者,早期浪漫派的理想恰恰是海涅和卢格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即强调自由、平等的价值,强调人性的教化与人的全面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浪漫主义不管是哪个时期的浪漫主义者,对启蒙运动和现代主流的理性主义政治观念诸如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契约论国家观的批判,并不仅仅是出于维护旧制度的需要,其内在的哲学理由并没有被浪漫主义的批评者们注意和理解。
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普法战争的结束和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知识界对浪漫主义的理解和接受发生了一定的转变。鲁道夫·海姆的《浪漫派》一书沿用了海涅的书名,可是内容却大相径庭。
在这部巨著中,海姆虽然也认为,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反现代的思潮在当代意识中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但他却比海涅更加清楚地意识到,18世纪末的哲学、宗教、科学、文学和伦理生活的发展是理解德国浪漫主义的重要前提,他甚至说,“如果不了解从歌德到蒂克的诗歌运动,不清楚从费希特到谢林的哲学的发展,以及从兄弟会的虔敬主义通往施莱尔马赫的宗教讲话的过程,浪漫派的历史就根本不可能写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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