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今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祸褔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褔。’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自译：

孟子说：“奉行‘仁’，就会光荣；不奉行‘仁’，就会辱没。如今，有些人厌恶辱没却不施行‘仁’，就好比厌恶潮湿却居住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如果厌恶被辱没，不如尊重有品德的人、推崇有知识的人，使贤明的在位置上，使有才能的在职务上。当国家治理有余力时，趁机修明政事、法律。这样的话，即使是大国，也会畏惧。《诗》上说：‘趁天还未下雨，分清各家的土地，修缮各家的窗户。这样引导人民，谁会敢来侮辱？’孔子说：‘写这首诗的人，是明白道理的啊！能治理把国家治理妥善，谁敢侮辱？’如今，当国家治理有余力时，趁机享乐放纵，又怠慢政事，这是自己求得灾祸。灾祸、福祉，没有不是自己求得的。《诗》上说：‘长久地配合天命，靠自己寻求幸福。’《太甲》上说：‘天降灾祸，还可避躲；自招灾祸，难以存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见解：

在这里，孟子谈了两件事：施行“仁”的效用及表现、福祸观。我们一件件谈。

施行“仁”的效用有很多，这里说到的是“荣辱”。施行“仁”，之所以能“荣”，在于“仁”者懂得如何亲近人、尊重人，从而影响他人，并由此形成融洽的社会氛围；当人们受益于和谐与团结的社会时，自然会推崇那“先觉”的“仁”者了。而不推行“仁”之所以会“辱”，就在于不“仁”者往往只考虑到自我的诉求；即使暂时能让人们分得杯羹，但长此以往其狭隘的心理迟早会昭然若揭，并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进而受人鄙夷。

而在任用人才上，“仁”的表现是“知人善任”。“仁”，尔后能亲近人，并且有充分了解人的机会；进而，在“推己及人”的心理之下，有使他人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的想法。从而，表现出“知人善任”。在国家治理有余力后的作为——用当代的理论，就是上层建筑——这方面，“仁”的表现是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营造环境、提供条件，为民众提供自我提高的机会。“仁”者，不忍子孙为自己的放纵白付心血，希望民众在衣食饱暖之外有令人安宁、幸福的品性与心境，不忍几代人辛苦建立的功业挥霍在私欲的满足之上；从而，会不断勉励、相时而动，宣讲礼法，发展教育。

至于福祸观，可以说孟子乃至整个儒学都是这样的：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祸福自求。不止是个人生活层面，在国家治理上也是这样的。一方面，真正顺利而舒适的境遇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虽然投机钻营、依附投靠也能带来这些，但既于心不安，也始终受控于人；而困窘而劳苦的境遇也大都来自自己的疏忽与放纵，虽然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外在的行为会带来灾祸，但把“祸”归结到这些事上，只会形成坐以待毙或怨天尤人的心理，并没有什么向上的作用。另一方面，努力靠自己，但其范围和方向不能超出天意。所谓天意，在国家治理层面是顺应“天生烝民”之意——也就是说，顺应民意与规律；在个人生活层面，既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使命感和目标感，也是对于“仁义礼知”这上天给予人的“四端”的持守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