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篇第二」9
【原文】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给颜回讲学，他从无反对意见和疑问，貌似愚钝。但观察他私下的言行，却发现他能充分发挥所学，颜回其实不愚。”
【注释】
1、“吾与回言终日”：
“回”，姓颜名回，字子渊，别称“颜渊”，尊称“颜子”。鲁国人，小孔子三十岁，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极富学问。孔子对颜回称赞最多，赞其“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只可惜四十岁即英年早逝。
颜回“年十三，入孔子之门”时，在弟子中年龄最小，性格内敛，沉默寡言，锋芒不露，有人便觉得他“愚钝”。但孔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观察了解后，发现颜回不但并不愚钝，而且极其聪慧。其天资之高，就连能言善辩、悟性极高的子贡也自愧不如。子贡认为自己可以“闻一以知二”，但评价颜回则是“闻一以知十”。
由于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早就领会到了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他对孔子的认识因而远超一般弟子。因此当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论衡·讲瑞》因而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
孔子周游列国时，曾于陈、蔡两国间受阻遇险，以至绝粮七日。不少弟子心生动摇、不满，只有颜回表示了对孔子学说的坚定拥护。颜回说：“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因此很欣慰地笑着说，如果颜回有财富的话，自己愿意给他当管家。
颜回认为孔子之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颜回知孔子愈深，尊孔子愈盛，其情亲若父子。
颜回死后，孔子为之痛哭失声。
2、“不违如愚”：
“不违”，不提相反的意见和问题。
“如愚”，像个愚者、蠢人，貌似愚钝。
3、“退而省其私”：
意即观察颜回私下里的言行，比如待人接物、为人处事，以及与其他学生讨论学问等。
4、“亦足以发”：
“足”意为充实、完备、足够。
“发”意为阐发、发明、发挥，即能阐发所学义理及其微妙之处。
【评析】
孔子并不喜欢没有主见、唯唯诺诺的学生，认为那是“不违如愚”。因此孔子的嫡孙“子思”才会在《中庸》里写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著名章句。有人指责儒家主张盲从，这其实是很好的反证。
有些为政者特别喜欢“不违”于上的下属，但孔子认为“不违如愚”。所以“愚民政策”实与儒家无缘。事实上，儒家是倡智反愚的，“智”为三达德和五常之一即是明证。
孔门弟子把这一章孔子对颜回的评价放到“为政篇”里，看似乱入之举，但以春秋笔法观之，则实含有深意。我认为其蕴意主要体现有两点，一为“不违”，二为“足以发”。
1、“不违”：
为政者确实应当“不违”，但不是不违于上，而是不违于仁，这是为政最基本的要求。孔子学说以行仁为宗旨，为政不违于仁当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
有些人当了几十年议员，却甘当举手机器，从不为人民发声；永远不违于上，永远唯上是从；以投反对票为耻，以投赞成票为荣。其如愚莫甚，其不仁莫甚。
对于无上可违的最高领导者而言，其“不违”，则更应体现在不违于仁，而非不违于一党、一己之私上。
为政者应当采用真正利民利国利天下的顶层设计，否则即如颜子所言，“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
2、“足以发”
“足以发”是对不违于仁更进一步的要求，是足以发于“仁”，而非足以发“为政之弊”。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形态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为政者不能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而要合理运用新思想、新技术，在制度创设中充分体现仁道精神，在为政施政中充分发挥仁道精神，顺应潮流，兴利除弊，真正利益天下万民。
【历史人物】宋仁宗不违于仁
宋仁宗赵祯（1010年——1063年），宋朝第四位皇帝。自十二岁即位至去世，共在位42年，是宋朝皇帝中执政最长的一个。
宋仁宗的时期的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文教最发达、科技最兴盛、政治最廉洁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
宋太祖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更是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
宋仁宗爱好学习，尤其崇尚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宋仁宗之前，没有一个帝王能以“仁”为谥号。《宋史》赞曰：“《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一、身前令名，身后极荣
当宋仁宗赵祯去世时，大宋朝可谓举国哀痛。《宋史》记载：“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
仁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遮蔽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
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路经剑阁时，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在哀悼仁宗。
当宋仁宗驾崩的讣告送到辽国后，“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时为辽国君主的辽道宗耶律洪基也大惊失色，抓着宋使的手号啕痛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谓左右曰：‘我若生中国，不过与之执鞭持盖一都虞侯耳！’”此后，辽国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
更为令人感叹的是，后世金兵入侵中原时，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独独没有对其永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
二、科技发达，人才济济
1、四大发明有其三：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把整个世界推向近代化的三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都出现于仁宗时代。
2、唐宋八大家有其六：
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分别是苏洵、苏轼、苏辙（三苏）、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而这六家全都活跃于仁宗时代。
此外仁宗一朝还汇聚了其他很多英才，他们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都曾卓有建树。
比如进士沈括，是个博学多才的大科学家，对天文、历法、物理、数学、医学、音乐无不精通，而其最重要的发明，则是用于航海的指南针。
比如枢密院副使包拯，被世人誉为“包青天”。
比如被誉为“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其《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比如小时候砸缸，长大了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等。
仁宗时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都很发达，可谓君子满朝、政治清明、人才鼎盛、硕果累累。这样的事，历代只有宋代才有；宋代只有仁宗时代才有。
三、恪守法度，统而不治
宋仁宗的伟大，就在于他执政时期的制度与他本人的风格，最接近君主立宪制下君王的“统而不治”。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仁宗“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
所谓“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说的便是宋代的君臣“共治”制度。即君主虽然握有国家权力，但具体事务的治理则归于“外廷会议”。宋代的外廷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机构，一是名为“执政”的行政机构，一是名为“台谏”的监察机构。
据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一》记载，夏竦死后，宋仁宗曾打算给他一个谥号“文正”。不料负责官员考核的刘敞说：“给谥号这事儿由我们主管，你怎能侵犯我们的权力？再说，夏竦也不够格。”司马光也上书，说：“文正”的称号太高。于是，宋仁宗便收回成命，同意将谥号改为“文庄”。
宋仁宗最宠聪明伶俐的张贵妃，一直想晋升她为皇后。但在“君臣共治”的制度制约下，仁宗每次提议此事都被驳回。张贵妃不仅没能获封皇后，就连其伯父张尧佐想要谋封一个虚职也因台谏官的强烈反对而作罢。
仁宗能恪守法度，自觉遵守对于君权的限定，这对于古代帝王而言，殊为难能可贵。
四、恭俭仁恕、宽宏大度：
“仁”是对帝王最高的评价。宋仁宗的纳谏、节约、勤政，比唐太宗少了一份权宜，多了一份真诚。而且仁宗还能奉行终身，更是有真仁德的体现，而绝非虚伪做作。宋史上关于他仁慈节俭的字句渗透于字里行间，不胜枚举。
1、节用爱民：
百司曾奏清扩大苑林，宋仁宗说：“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
一次初秋，官员献上蛤蜊。仁宗问从哪里弄来的，臣下答说从远道运来。仁宗又问要多少钱，答说共二十八枚，每枚钱一千。仁宗说：“我常常告诫你们要节省，现在吃几枚蛤蜊就得花费两万八千钱，我吃不下！”仁宗就没吃。
仁宗去世前不久，中书门下、枢密院曾在福宁殿奏事，看见仁宗所用的床帐、垫具都质朴灰暗，显然是许久未更换了。仁宗看着宰相韩琦等人说：“朕居于宫中，自己日常生活的享用正是如此。这也是百姓的膏血啊，可以随便浪费吗？”
2、宽厚仁慈：
有一次散步，仁宗时不时地回头看，随从们都感奇怪。回宫后，仁宗急着找水喝。嫔妃觉得奇怪，就问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喝水。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水壶。如果我要是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责罚，所以只好忍着口渴，回来再喝。”
有一次用餐，仁宗突然被一粒砂子硌得牙齿剧痛。他赶紧吐出砂子，还不忘对陪侍的宫女说：“千万别声张我吃到砂子，这可是死罪啊”。
有一日，仁宗处理政务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是却忍住了没说。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身体受损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边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御厨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要数百只，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不堪计算。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不忍。因此我宁愿忍一时之饥。”
3、纳谏远佞：
包拯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屡屡犯颜直谏。宋仁宗不仅接受他的建议，而且还从未怪罪他。包拯病逝后，仁宗亲临吊唁，并为其辍朝一日，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孝肃。
有一次，有谏官建议减少宫中的宫女和侍从。某梳头太监自恃一贯为仁宗所宠信，力劝仁宗加以拒绝。仁宗立即呼唤主管太监入内，按名册将宫人二十九人及梳头太监削减出宫。事后，皇后问道：“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不是多余的人，为何将他也削减？”仁宗说：“他劝朕拒绝谏官的忠言，朕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4、宽宏大度：
宋仁宗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士大夫的宽容，他在位期间从未兴过文字狱。
嘉佑年间，参加进士考试的苏辙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百姓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应予严惩治罪。仁宗却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当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献诗给成都太守，主张“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成都太守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就把他缚送京城。按照历朝历代的律条，此人必受严惩。仁宗却说：“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一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就给他个官。”遂授其为司户参军。
曾经两度科考落榜，自诩为“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第三次终于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生性浮躁、放浪形骸的柳永并不适合做官，还是去作词人好，于是就划掉了柳永的名字。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并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但依然没人找他麻烦，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
5、反对个人崇拜
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
嘉祐四年，这时距仁宗去世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仁宗都没有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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