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的街坊都说我是姐姐的“跟屁虫”。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姐姐走在哪儿,我老跟到哪儿。长大后我明白了,他们这样说是逗我玩呢!可是,小时候听到这话我就有些不乐意了。“我才不是‘跟屁虫‘呢!”我嘟噜着嘴冲他们嚷嚷。
“山儿,快走喽!”听见姐姐在唤我,有人又开始起哄了:“快去吧!要不姐姐走了……”我跳着跑着追姐姐去了,她已经站在门洞等我。看我过来,她先蹲下身子掏出手绢擦了擦我的小脸儿,然后笑嘻嘻对着我说:“看我脸上的雪花膏抹匀了吧?”我仔细朝她脸上巡视了一番,一本正经回答:“抹匀了!”
姐姐脸上哪儿抹的是雪花膏啊!,明明擦的是香粉儿,两种味道我还是分得清的,香粉味道比雪花膏要冲一些。我姐姐爱臭美。
姐姐领着我出了巷子过了一条马路,就到了她工作的地方。那是临街的一间大屋子,里面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每人手里都捂着一只大罐头瓶子,里面沏着酽茶。一年四季,墙角那只大铁炉子上都坐着一壶热水。
这间屋子是公交总站休息室,长条椅子上坐着的女子是售票员,抽着烟的男子都是驾驶员。工作间隙,他们坐在休息室喝喝水聊聊天。有时听到一个人说了句俏皮话,满屋子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如果这时值班主任沉着脸进来,那笑声戛然而止,这些人立马散开各自忙去了。
休息室外,停着几辆花花绿绿的公交车,有黄颜色的,也有红颜色的,煞是鲜亮。那帮年轻人陆续从休息室里走出来,钻进了这些车子,他们的青春,都消耗在了城市的道路上。
一般情况下,每辆公交车上都配有一名男司机,两名女售票员。随着汽车引擎轰鸣声响起,车子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从总站出发了,经过一段路程,又回到了起点。每天,这些“铁盒子”都循环往返着,送走了一拨人,又拉回一拨人。
姐姐就是众多女售票员里的一位。那时她参加工作没多长时间,形象气质俱佳。她往那人堆里一站,回头率刷刷往上升。我跟在姐姐的身后,倒像只灰不溜秋的小兔子,不仅要提防着值班主任,还要尽量掩饰自己的身份,怕乘客看出我是售票员的家属。所以一上公交车,我要装得像一个乘客似的。
姐姐售票的这趟车开往火车站。那是一辆红色的公交车,也许跑得时间久了,像一只爬行的“蜗牛”。我坐在紧挨着姐姐卖票的一个座位上。只要跟着姐姐上班,那个座位就是我的专座。
大多数时间,姐姐都是站着售票的,因为老有乘客上来,她不得不经常站着。那时,常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枣红色木质票夹,打开盖子两边各夹着几沓纸质车票。票夹背面还有一个小抽屉,是用来盛硬币的,纸币都夹在她手里拿着的一个大铁夹子里。
虽然我对姐姐的票夹产生过好奇,但是姐姐从未让我动过。那个票夹不是放在姐姐的手里,就是静静躺在她的包里。后来才知道,各行都有行规,外人是不能随便动票夹的,当然我也不例外。
姐姐卖票的时候,动作很麻利,一边撕着车票,一边还要收钱找钱,我就坐在她旁边静静看着她。蹭车的时间长了,老“蜗牛”沿途经过多少站,都路过什么风景,我了如指掌,就像姐姐报站名一样,轻车熟路。
成天跟着姐姐,我算过足了车瘾。车子一趟一趟从猪羊市开动,到火车站折回,循环往复着。我不仅看了一遍又一遍沿途的风景,也渐渐明白姐姐工作的辛苦。她从踏入车子就开始向乘客报站名,等到车子收班的时候,那些站名已经从她嘴里不知重复了多少遍。
由于在公交车上卖票老要扯开嗓子喊,每天还不敢喝太多的水,所以一个班跑下来,姐姐回到家就不愿多说话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心情不好,其实不然。她一天说了那么多话,只是想让嘴巴安静一会儿。
姐姐是个热心肠的人。记得有一次,姐姐很晚才回到家。进屋的时候,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穿着格子衫的小姑娘。我们不认识那个姑娘,都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她:也就十五、六岁的学生模样,扎着一根齐腰长的黑辫子,个子不高,一开口说话脸就红了,很腼腆。听她的口音是附近某个县的。
原来,那个姑娘从县里专程来到市里,是找她哥哥的。她哥哥在三十里铺的一个工厂上班。她早晨从县上出门,辗转到市里已经快晚上了。还算幸运,她赶上了姐姐的那趟收班车。
车子到了二十里铺,此时天已完全黑透,小姑娘下车了,一个男子也跟着下了车。看到这名男子跟在小姑娘身后,姐姐突然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妙:那男子明明买的是火车站的票啊!他怎么提前下车了?
关闭的车门又打开了,姐姐的头伸出窗外,向夜色里姑娘的背影喊了几声。这几嗓子还未把那姑娘喊醒,倒是把心虚的男子先吓跑了,末了,姑娘才清醒过来。
在姑娘下车的背后,是一片菜地,穿过那片菜地,就到她哥哥上班的地方了。姐姐看那天色已晚,姑娘只顾着低头赶路,而没有留意身后还跟着一只“狼”。如果此时不加以阻止,后果将不堪设想……
那夜,姑娘没有再找她哥哥,而是很听话的跟着姐姐回了我们家。第二天,姑娘跟着姐姐重新坐上车去三十里铺找她哥哥了。
那姑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她仍和姐姐保持着联系。
而对于我而言,其实姐姐也不是我的亲姐姐。她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只是小时候我在姐姐家寄养了一段时间,打那以后,我就真的有姐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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