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
遇到她之前，从未想过结婚
我在遇见她之前，从未想到结婚；我娶了她十几年，从未后悔娶她；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钱钟书
兰德曾说：“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2016的5月25日凌晨，杨绛在北京病逝，走完了她一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两年前，她接受采访时曾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我们仨，如今终于在天堂团聚。
古月堂前的才子
1932年的清华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天刚擦黑，古月堂前常常站着等待女生的男生，他们把“约会”戏称为“去胡堂走走”。
那时候的清华园同现在并无二致，男多女少，女生都是被宠爱的。古月堂不设会客室，男生们便都立在门口，无论春冬，不管寒暑，古月堂前总能看到一两个焦灼的身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盼着心上人千呼万唤始出来。
在那些等待的身影里，有一位面容俊朗的男子，他叫钱钟书，是清华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在西语系，他是有名的才子。当时，钱钟书、曹禺、颜毓蘅被大家称为“龙虎狗三杰”，教文学的吴宓教授更是称赞钱钟书：“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为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
觉得造世主总对江南更有些偏爱，民国绝大多数的才子佳人都是南方人，钱钟书也是。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他的父亲钱基博是近代著名的古文家，曾先后担任过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的教授，他的母亲姓王，是近代通俗小说家王西神的妹妹。出生在这样的书香世家，也难怪钱钟书先生的文学造诣之高，耳濡目染惯了，连骨子里都透着淡淡的书香。
他的中学时代是在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度过的，两所学校都是美国圣公会办的，注重英文教育，他因而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他的国文由父亲钱基博先生亲自教授，也难怪他的古文造诣远高出同龄人。在钱钟书入清华念书之前，就代父亲为钱穆的《国学概论》作序，后来书籍出版，就用的他的序文，一字未改。虽说他的国文和英文顶好，但数学却是极差，这一点倒是和张允和极为相似。好似每一个偏科的人都是怪才，一方面出奇的优秀，在另一方面差的惊人；显然钱钟书就是这样的怪才，他幼年时喜欢读《西游记》《三国演义》《说唐》，对于孙悟空、关云长、李元霸使用的武器斤两记得一清二楚，却不识得阿拉伯数字。所以说，即便是学神，也有不擅长的一方面呐。
在清华的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数学得了零分（也有说法为得了5分），本来是不能录取的。因他中英文特别出色，也幸亏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惜才，最终打破陈规将他破格录取。因着这段不寻常的经历，他一入清华，便名满全校了。
清华的课业素以繁重著称，挑灯夜读再寻常不过，而钱钟书不仅轻松学完本专业的课程，还有余力钻研中国古典文学。他旧时的同学饶余威就曾感叹过：“同学中，我们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
他在文科方面享有一种卓然的天赋，记忆力超群，能过目不忘。他恋书成痴，真是人如其名，好一个“钟书”啊！他并非将读书作为一件必须去完成的任务，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他无书不读，连辞典都看得饶有趣味。甚至在读书中，他能感到无上的愉悦。
这样一位，刚入学就名满清华的男子，需得一位同样非凡的人才能配得上。他在古月堂门前等待的人，也是他携手一生的夫人——杨绛。
一见钟情的恋爱
《圣经》有言：“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一面就足够了。因为，他就是你前世的爱人。”
和钱钟书一样，杨绛也是南方人，出身书香门第。性情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虽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在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也在那里遇见了她一生的挚爱。有时候缘分真是注定的，就在注定的地点，注定的时间，我们不偏不倚的遇见，开始一段奇幻的旅程，那个旅程的名字唤作一生。
在3月的某一天，清华园内花草绿了枝桠，杨绛走过垂花门的时候，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据杨绛先生回忆：“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偌大的清华园里，杨绛先生和钱钟书先生的偶遇似那一句话：“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两人素昧平生，也许只是听过对方的姓名，却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不得不说这是命运最恰巧的安排！
第二次见面，钱钟书就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莞尔一笑，拂过耳际的碎发：“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怦然心动，就这样认定你是那个陪我走完一生一世的人。
民国年代的爱恋，总是伴着墨香。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每每杨绛读着用炽热的爱意熔炼的字句时，不免脸红心跳，不久这颗芳心就在钱钟书的字里行间迅速融化。
男女间情意的传递，最尴尬的莫过于被父母知晓。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可难为情，他大加称赞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认为杨绛对于钱钟书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
有了这一出事，钱钟书和杨绛的关系从此被双方父母知晓，两人所在的家族都是当地名门，于是，双方父母便循照旧礼为两人订婚。钱钟书由父亲领着，上杨家拜会杨绛的父母，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媒人来“说媒”，他们还在苏州一家饭馆里举办了订婚宴，请了双方族人及好友。
钱钟书和杨绛本是自由恋爱，而结合却沿着“父母之名，媒妁之言”老老实实走了一遍程序。钱钟书觉得这事颠倒了，杨绛也觉得很茫然，她回忆说：“茫然不记得‘婚’是怎么‘订’的，只知道从此我是默存的‘未婚妻’了。那晚，钱基博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默存是钱钟书的号，杨绛喜欢叫他默存，而钱钟书也喜欢叫杨绛“季康”，季康也是她的号。
其实，若论起来，钱钟书和杨绛也算是青梅竹马呢。
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缘分。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1935年，两人完婚，他牵她双手，从此相濡以沫。
赌书泼茶的生活
胡河清先生曾这样赞叹钱钟书和杨绛的结合，说：“钱钟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钟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
两人还有一件趣事。杨绛和钱钟书提起她家庭的时候，杨绛颇为自豪，她说清末状元张謇曾称她的父亲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不想钱钟书微微一笑，也把张謇致他父亲钱基博的信拿给她看，原来在信中，张謇也称钱基博为“江南才子”，杨绛哑然失笑，只得垂下头去。
不知道“江南才子”这个称号是否为张謇广交朋友的开门词，不过杨绛倒是“从一个‘才子’家嫁到了另一个‘才子’家” ，而且，她嫁的男人，也一样担当得起这“江南才子”的称号。
一个月后，他们双双离开了江南，从上海起航，乘船去了英国。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念书。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乡愁迭起。
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当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钱钟书常说自己“拙手笨脚”，并不是自谦的话，这个鼎鼎大名的才子经常分不清左右手，也不会系鞋带上的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翩翩的风度，成了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孩子。杨绛虽自小也娇生惯养，但比起钱钟书，她的自理能力要强太多，杨绛这一辈子都要照顾钱钟书了，“相依相守”就是一辈子。
在英国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在所读册数上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这倒真应了李清照和赵明诚的那句“赌书消得泼茶香”了。
钱钟书在牛津拿到学位之后，又和杨绛一起去了法国巴黎大学念书。
没过多久钱钟书和杨绛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阿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也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这对自小被仆人照顾的夫妇，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从没做过饭的杨绛也尝试着学起做菜，在犯了几次把豌豆荚丢了之类的错之后，居然也做出像模像样的红烧肉，而“拙手笨脚”的钱钟书不仅学会了划平生第一根火柴，还包办了他们的早餐，他做的早餐丰盛得很，有香浓的奶茶，煮得恰好的鸡蛋，烤香的面包，黄油果酱蜂蜜也一样不少。
时隔多年之后，每每回想在牛津和巴黎的数年，是他们最快活的时光，杨绛自己也说：“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
1938年的秋天，他们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到了战火硝烟的中国。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她辞了仆人，洗手作羹汤，情愿为他做着绿叶。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地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围城》是在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的时期写的，在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患难与共。有这样一个人，愿与你生死相随，这一生也就够了。
1994年，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生病住院。
三年后，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又过了一年，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钱钟书又怎能放心？她是他的妻子，如今却只剩下她一人。心若相知，无言也是温柔，这个三口之家，朴素而温馨，只求相守在一起……杨绛曾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如今，杨绛已走过105个春秋，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她认为：“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在生活中，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原来藏在“隐身衣”下的，是智者胆识，勇士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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