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一些传世的书画都是有故事的，而且，这些画往往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创造美的同时，也为我们打开了了解一个时代生活甚至社会心理的窗口。今天，就为大家介绍两幅，都是名副其实的“奇画”。
这幅画名为《元世祖出猎图》，画的内容，一目了然。远景黄沙浩瀚、朔漠无垠，一队商旅行驼正在大漠中行进；近景，元世祖忽必烈率九骑行猎。忽必烈骑黑色的骏马，被侍从们簇拥在中央，神态好像在环视四周，一派王者气象。侍从或执旗，或执麾，或引弓、臂鹰、携猎豹。队伍错落，疏密有致。
而最特别的，是画中的两位黑人侍从。虽然唐朝便有“昆仑奴”的记载，但由一位宫廷画师以写实的手法将他们呈现在画上时，还是让人感受到陌生而惊奇。不得不感慨，蒙元时期的民族多样性，可能超乎我们今天的想象。其实，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这幅画中，寥寥十个主要人物，却集齐了三个人种。
大家可能很快就能找到忽必烈身后的“白种人”，但这位其实是忽必烈肤白貌美的妻子。从携带妻子这一点上，就可以推测，这并非短暂打猎，而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行猎。在元朝“两都制”确立后，忽必烈开始正式巡幸上都，每年农历三四月出发，八九月返回，《马可波罗行纪》对此有生动的记述：“皇帝陛下平常住京城，一到三月份酒开始离开京城，往东北方向前进，到达离海只有两日路程的地方。整整有一万鹰师随行，携带者大批的大隼、游隼和很多儿鹰，以便沿着河岸猎取猎物。”而画中描述的情景，很有可能发生在北巡的途中。
蒙古族皇室从马上得江山，和平年代也不忘弓矢。他们的狩猎工具也很“高配”，鹰是纯雪白色的，即辽金元时备受珍视的贵族猎鹰海东青。也不用犬，而是干脆用猎豹代替。下方的马背上，蹲坐着的正是只猎豹。而掌管猎豹的骑者，背上背着阔檐尖顶帽，有些秃顶，蓄黄色络腮胡子，是典型的白种人特征。而且，猎豹为凶猛野兽，除了从小予以驯养的豹师。应该不会随意听从他人指挥，所以这名豹师很可能与猎豹一同进贡大都的。元朝版图跨欧亚两洲，国力之强盛，民族之众多，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感叹。
这幅画上的“外国人”已经让小编惊叹，没想到，元代的画中还有更奇特的角色。
这些……是什么“鬼”？
他们出自这幅更为神奇的画——《中山出游图》，元代龚开所绘。这幅画描绘的是钟馗在众鬼簇拥下，携小妹出游的场景。卷首是两小鬼抬着钟馗开道，钟馗豹鼻环眼，髯发丛生，侧身回顾身后的小妹；画卷中部，小妹欠身坐于肩舆之上，颔首注视钟馗以作回应，身后又绘侍女随行，一侍女手抱一猫，回首顾盼，又将观者视线引至卷尾随行的鬼队，小鬼们表情狰狞又富有奇趣，赤裸上身，或腰系兽皮裙，扛着卷席、行李、葫芦以及待烹的小鬼。画风奇谲诡异。
先介绍下钟馗，最早记载他的，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补笔谈》。传说钟馗因武举不中触阶身亡，后来唐玄宗讲武骊山，还宫后染恙，梦里小鬼难缠，突然遇到一大鬼，自称钟馗，将小鬼“擘而啖之”。玄宗醒后病愈，赶紧让吴道子把钟馗画下，挂在门口辟邪。和他的曾祖父李世民与秦琼尉迟恭如出一辙。钟馗嫁妹的传说，则给冰冷的故事加了个温暖的注脚，钟馗死后放心不下妹妹，觉得安葬了他的好友杜平人不错，也为报答恩情，就带领众小鬼，来送妹妹出嫁。
中国画讲究诗文与画统一，要彻底弄懂一幅画，可能得把边边角角的“注释”全读个遍才行。画卷后有位周耘题的跋：“写《中山出游图》，髯君顾盼，气吞万夫，舆从诡异，杂遝魑魅束缚以待烹，使刚正者见之心快，奸佞者见之胆落，故知先生之志在扫荡凶邪耳。”
我们来看下龚开的处境，对他所指的“凶邪”，便可窥探一二。作为一个生于宋末的文人，一直跟随南宋的抗蒙活动，但南宋奸相专权，抵抗乏力，他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在龚开看来，自己与钟馗一样，面临着怀才不遇的人生境遇，踌躇满志却又报国无路，另外一方面，即使落魄，他也憧憬像钟馗一样，扫荡凶邪。而那些身穿虎皮、头戴军盔的小鬼，极有可能是对蒙古军队的影射。龚开的心态，是宋末遗民文人的缩影。被时代碾压，却无奈抗争。亡国情绪萦绕，谋求生存之道、寻求精神依归途中的苦闷，成为他们文章画作中时常流露的主题。
历史发展就是这样，永远存在它的两面。说起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的辉煌，却也伴随着当时一大批人的凄楚与无奈。每一个时代的艺术，注定了不可能当旁观者。美术在记录美的同时，也有些意外地记录下了一些辉煌与失落，宫廷画家笔下元世祖狩猎的盛景，与龚开笔下张牙舞爪的小鬼，是同一个世界的两张面孔。美术作品从不说话，但某种意义上，却是最奇妙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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