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邦：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从田，田上有一棵树苗的形象，表示建立土界，也即“封疆”之义。所以“邦”的造字本义就是“封界”。
古文字中“封”、“邦”本为一字，古汉语名动相因，所以“封邦建国”的中动词“封”和所“封”的名词“邦”本来是一回事。
在金文中字形的演变又增添了义符“邑”，到了战国文字中，其字形进一步简化，表示“封界”之义的“草”字又演变成为表示草盛意思的“丰”字，所以《说文》云：“邦，国也。从邑，丰声。”这时“邦”就是地道的形声字，看不出原来的造字含义了。
“邦”和“国”是有区别的。《周礼・太宰》中曾记录：“大曰邦，小曰国。”当时周天子统治的整个“天下”被称为“邦”，其他各个诸侯所管理的地方就叫“国”。
从字形看，“国”是个会意字，起初就有“王都”、“首都”的意思。由此可见，早先在地域和分量上“邦”要大于“国”。
像词语“邦客”、“邦家”、“邦国”等中的“邦”指的就是国家。刘邦做了皇帝后，为了避讳，邦字就用得少了。
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到的“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馋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中的“国”则是指“国都”。
春秋时期，住在国都的人就叫“国人”，如“国人暴动”，指的就是居住在国都的人反对周厉王暴政的一次暴动。
随着汉语的发展，在“兴国安邦”这一成语中“邦”和“国”已是同义词，都是“国家”的意思了。
为邦就是治理国家。
夏之时：即夏代的历法，古历法，有夏正、殷正、周正之分。夏正即今之农历，也称夏历。殷正以阴历十二月为正月，较夏历差一月。周正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较夏正差二月。
今仿欧美用阳历（洋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孔子重民事，故主行夏时。
辂：音lù，古时候用的一种大车。也指绑在车辕上供牵挽的横木，如《汉书.娄敬传》：“敬脱挽辂。“
商朝，是商业盛行的社会，所以物质文化发达。比如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就是代表当时制造器具技术的高超。
孔子举例“乘殷之辂”的真正含义指要发展手工业生产。另外，商尚质，国家官吏厉行俭朴，崇尚廉洁。正如吕祖谦伯父吕本中说的：“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服：服的古字写作“𠬝”，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𠬝”像以手捕人，本义指降服、使顺从。
后来加上“舟”，表示将被驯服的人装船运走，其含义也是使顺从。由本义出发，“服"字又可引申为佩服、信服、屈从、从事、致力、担任、使用、适应等义。
也有一说，𠬝指人托着盘子操办事物，服的原义就是从事、服务。
由使用、适应引申，“服”还被用为饮用或吞服药物等。另外，“服”又指衣服，这实际上是由“服侍”之义假借而来的。因为对于人的躯体来说，服装也是为其服务的一样道具。以上义均读fú。
“服”读“fù”音时，用作量词，特指中药的剂量。如：两服药。
服周之冕表面意思就是戴周朝的礼帽，其实是指要使用周朝的礼乐制度。
放郑声：摈弃郑国的乐曲，这里指的是“郑声”，不是“郑风”，据说，春秋时期郑国人创作了一种流行音乐，被称为靡靡之音，听了容易使人颓废、消沉。
全文理解为：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要像夏朝一样重视农业生产，像商朝一样发展手工业和商业，继承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重视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使用《韶》、《舞》等积极向上的音乐，摈弃郑声，远离奸佞小人，郑声淫秽，奸佞小人会危害国家。”
朱熹在他的《论语集注》中说：“颜子王佐之才，故问治天下之道。”
治邦之道第一条就是“行夏之时”，农业是社会经济的根本，夏朝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论语》有“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的记载，所以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学习夏朝的勤劳务实的农业精神。
殷商时期的手工制造业和商业非常发达，但礼乐文化不如周代，所以孔子提倡博采众长，取长不短。
老百姓的精神信仰也非常重要，要创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从百姓的娱乐开始，官场上，要把危害国家的奸佞小人清理出去。
孔子提倡的治国之道，非常有现实意义，令人膜拜！
夏商周三代
夏、商、周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在传统文献中，尤其是长期居于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合称为“三代”的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楷模和典范。
儒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也愿意从“三代”的历史中为自己的思想找寻依据。
从现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夏商周确实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占据着独特位置。一是夏商周时期历史持续时间长，有1200多年；二是夏商周时期是探索中华文化源头的重要阶段，虽然中华文化肇始远古文化，但文化精神的确立，切实地说是奠基于“三代”；三是从王朝兴王的角度，夏商周时期的历史，能以王朝为单位分别叙述。
夏商周首要的历史特点便是松散的统一，这一点与秦汉及其以后各王朝所建立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有很大的区别，是夏商周时期被称为早期国家的根据之一。
“三代”王朝中央没有能够对疆域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夏商周时期的行政区，一般都由两个基本的区域组成。一为天子直接管理的区域，称为王畿。
王畿规模并不大，西周也不过邦畿千里。一为天子通过分封或承认地方诸侯而实行间接统治的区域。这一区域要庞大的多。地方诸侯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由中央王朝的军事实力所决定者，可谓此消彼长。
第二个特点是“神权”十分强大。夏后启讨伐有扈氏，临战前发布动员令，借用祖先和社稷神的赏罚权；
商王凡事都要占卜；周武王克商，举行祭天大典，神明商纣王的种种罪状，以确认周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但又必须看到，夏商周时期的“神权”并没有发展成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政治权力和统治者的现实利益始终处于人神关系的中心位置。
第三个特点没有打破血缘纽带。恩格斯对国家起源划分的标准是以地域划分国民，而不是以血缘；形成了公共权力。
很明显中国早期国家在这个标准上，呈现出自己的特色。由于血缘关系在组织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等方面具有重大价值，因此它在夏商周时期仍获得巨大发展。这个在周代确立的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上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史记·高祖本纪》有：“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夏为姒姓，是居住在黄河中游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族，大禹由于治水之功，被舜通过“禅让”制度推选为首领。
大禹生前也依照“禅让”制立东夷族首领益为自己的继承人，奈何没有建立显赫功业，被诸侯拥戴的启给杀死了。
启废除“禅让”，建立帝位传子的世袭制。并通过“甘之战”灭掉了支持原始民主制的有扈氏。既巩固了夏族统治，也确立了顺应历史潮流的传子制度。
商族为子姓，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族群。先商时期，商族一共有过8次大迁徙，但迁徙的范围，大致不出今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
成汤击败夏桀，在诸侯的拥戴下建立了商王朝，定都于亳。商朝从成汤建国到纣王灭亡，共传17世31王。
成汤作为开国之君，十分勤政贤明。可汤的嫡长孙太甲在即位的头三年，表现得极为暴虐和昏暗，破坏了成汤制定的许多法度。
作为元老重臣的伊尹，为了商朝王统能够存续和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便将太甲流放到成汤坟墓所在地的桐宫，让他在那里反省悔过，伊尹代行王政。
三年后，太甲恢复王位，发愤图强，使商朝的统治不断巩固。从成汤到太戍，共5世10王，是商王朝从建立到巩固并逐渐强大的时期。
太戍之后，商王朝进入到一个中衰时期，突出表现为王位继承上的连续动荡。王位继承的混乱，导致政治的动荡与衰败，《史记·殷本纪》记载这段历史，称为“比九世乱”。
到阳甲继立，王朝国力十分衰弱，“诸侯不朝”，各地诸侯都不再朝觐商王。同时这也是商朝频繁迁都的时期。
周人为姬姓，很早就生活在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上。从弃开始，到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是周人历史上的“先公时期”，这一时期内，周人有过几次较大的迁徙，成为周人历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周是在周文王姬昌时期实施灭商事业的，在文王统治晚期，周人已经“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文王去世后，周武王姬发继位，在朝歌郊外的牧野与商朝军队进行决战。第二天，举行祭天大典，正式宣告周王朝建立。
西周王朝公传11世、12王。牧野之战后，周武王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新政权的措施以巩固周朝政权。可武王回到镐京仅过两年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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