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小有名气，亦著作等身，而见识肤浅，以西解儒，而实不知儒。其判大陆提倡儒家为儒家“死亡之吻”，尤见其肤浅偏激，而听者多惑之，故逐句驳斥之。
余英时（92分34秒起）：让我来谈谈儒家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但在香港我还没有机会面对面的跟这么多的听众交谈，我想说几句话：
儒家是可以被利用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这个东西我们在西方做研究的人常常称它为制度性的儒家，叫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这跟真正的儒家，带有我刚才说的有高度批判精神的儒家是不相同的。
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所以大陆[某组织尊崇]儒家在我看来有一个跟[迫害人的]传统相同之处，就是它从前是一个批 评儒家最激烈的团体，把孔子称之为孔老二，说孔老二如何如何不成材，还有人甚至还问，是哪一个人把孔老二介绍入党的（笑），所以当时的侮辱简直无所不至了。可是一转眼，孔子忽然红起来了，现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孔子学院，在中国也大大提倡儒家，号称新儒家的非常多。像唐君毅先生我刚才说的，他能真的创造一种新的儒家，是唐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包括牟宗三先生，包括徐复观先生，张君劢先生等等。他们提倡的儒家是一种真正学术性的儒家、批判性的儒家，而绝对不是叫人不要犯上作乱的儒家。
所以我常常说，大陆现在提倡儒家，至少给我个人来讲，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已经不大敢讲儒家两个字了，因为我一讲儒家，别人就会想当然的认为我和中国大陆官方对儒家采取的态度是一致的。所以在大陆，某组织提倡儒家，在我个人看来，是一种死亡之吻，Kiss of Death，OK（观众鼓掌）。
所以我们要严格的分清，谁是真正的儒家，谁是借儒家来得到某些政治利益的[所谓]儒家思想。所以这些如果分清了，我们就不用犹豫，我们还可以继续讲儒家，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倡儒家对文化的看法，对社会批判的看法，以及怎样和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结合起来。
有一点我要在这里顺便提一提，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种种观念，作为西方的普世价值是怎么样传到中国来的？你若是研究历史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你就会发现这都是中国儒家自己搬来的。
当初最佩服西方这些法治、民主[普世价值]的，其实是儒家。比如说薛福成，他就认为英美是中国三代以上才有的这个社会。所以康有为也就认为三代以上我们中国的制度是民主的，他把民主两个字用在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尧舜时代，那个时代不是靠世袭的，是传贤人的，谁做的最好，我们就选哪个人做领袖。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真正的儒家最初都是对西方现代的普世价值表示很高度的尊重的。比如说英国的法庭不许用酷刑进行刑讯逼供获得证词，这一点王韬（就是和理雅各一起翻译中国古典《十三经》的著名思想家，1997年去世）认为也是三代以上才能看得到（三代以后就没有了）的理想世界。
注解：“其民亦奉公守法，令甲高懸，無敢或犯，其犯法者，但赴案錄供，如得其情，則定罪系獄，從無敲撲答杖，血肉狼藉之慘”；“國中所定死罪，歲不過二三人，刑止於絞而從無嫋示。叛逆重罪，止及一身，父子兄弟妻擎皆不相累。”;“民間因事涉訟，不費一錢，從未有因訟事株連，而傾家失業，曠日費時者，雖賤至隸役，亦不敢受賄也。”；“其在獄也，供以衣食，無使饑寒，教以工作，無使嬉惰，一七日間有教師為之勸導，使之悔悟自新，獄吏亦從無苟待之者，獄制之善，三代以來所未有也。”
——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卷四，“紀英國政治”
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有儒家背景的人，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是特别欣赏的。比如说陈独秀，陈独秀是共产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创始人，可是他在南京坐监狱的时候，他常常说，他最佩服孔子的是有教无类不讲阶级的，他同时也佩服孟子讲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杀掉一个暴君不是杀君，而是杀掉一个最坏的坏人。所以这一类的说法他说中国的孔子孟子还是有许多东西我们要尊敬的，这是他在监牢里面说的，有记载的。
还有一个提倡民主最有力的人——胡适。胡适本身其实是儒家的，胡适想做的真正最佩服的也是孔子，现在大家都把“打倒孔家店”这几个字放在他身上，这其实不是他的话，这是四川吴虞（吴又陵）的话，他不过是附和了一句，他当然对传统的言论上有过偏之处，可是基本上你看胡适的做人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所以在这方面讲，我们认为儒家的价值观跟西方现代所共同遵守的所谓普世价值是非常相合的，并不是处处相反的。
另一方面你再看，西方的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反对民主的观念也很深，所以这些慢慢都可以克服的，这个克服以后，基督教只有帮助民主的发展，不会影响民主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儒家[在大陆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很浅陋的问题，因为儒家的名声好，所以才被人利用，一利用以后就好像儒家都是他的，实际上你要看它怎么做，做些什么事情，这是孔子讲的，我要看人看其行，他怎么做人，这就能看出他是不是儒家。
驳曰：余英时，以前比较认可他，看到他这段话，我心里极为不快，怎么这么简单粗暴，肤浅荒谬。他批评对儒家的无理的批判，现在儒家一阳来复，当局能比较重视尊重儒家，民间儒林人士开始层出，他为何下此“死亡之吻”之诅咒，难道继续反儒才是他所想要见的吗？窥其所以发此丧心病狂之谬论，原因只是其心恶大陆，恶大陆之政治，则并恶大陆提倡儒家，恶大陆之儒家，偏心偏见，则恶乌及屋也。以大陆之儒家非真儒家，而自以港台牟唐等方为真儒家，虽若陈独秀、胡适轻浮之徒亦得跻身儒林之士，其恶意满满可知矣。
怕儒家被利用，就不想让组织提倡儒家，这是心里有病！儒家会被利用，但儒家真正复兴，它自不会被当局利用，即使被利用，也能借助被利用者对社会政治产生影响。把传统儒家看成是皇帝所提倡的儒家，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提倡的东西，也可见他是如何简单肤浅，如何不理解传统儒家了，和胡适、陈独秀之流差不多！他反对传统儒家，因传统儒家提倡三纲五常，不许犯上作乱，这反对地很无知无理了！
何为三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妻，哪个时代都有，可以破掉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妻不妻，才好？五常，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核心思想，难道要不仁不义不智不礼不信？犯上作乱？儒家讲过事君有犯无隐，但哪个学派教派让人作乱？革命可以，作乱那是罪恶，难道和政府作对，犯上作乱才是真儒家？不要无理取闹了！儒家提倡善，岂提倡恶？
余英时提倡批判精神，批判可以，但也看是什么批判，不能什么批判都是正确可取的吧，五四文革批判孔子儒家也可取，政府有错误，可批评指出，但并没错，批判就显得很故意了。批判出于爱国纠正错误之心，非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什么批判都是正确可取的，崇尚批判，人人都去批判，以批判为荣，谁去搞建设，什么人都批判，什么批判都有，何以分别其是非正邪？可一概许之耶？批判愈多，社会愈乱矣！尚言语，而言语为之乱阶，尚批判，而批判长其戾气争斗！
他奇怪大陆政治对儒家与以前相反的态度，其实并不奇怪，以前政治形态恶劣，反常而反孔反儒，现在恢复正常，比较尊重儒家，正是可欣慰的事，何为而怪之？反杞人忧天而虑之？盖其心对大陆，对大陆政治一直存在偏见，以前反儒，为政治斗争，现在提倡儒家，也只是利用儒家。不能平心客观地去观察看待，何况他远居海外？又何以了解大陆实情？大陆组织就只是利用儒家？大陆就没真儒家？未免纯以恶意揣测，目空一切，太不相信人了！
大陆提倡儒家，就不敢讲儒家，中国历代多尊儒，难道儒者都不能讲儒学？怕儒家被利用，那更要讲儒家，正本清源，为儒家正名，使世人知道何为真儒家，而不是讳而不讲！总之，余英时本人对儒家并不怀有真正感情，才发此近似精神病人的话，反儒，他只是略加批评，提倡儒家，他又神经质敏感地反对诅咒，他这是要真儒家，还是不想让儒家复苏崛起？大陆号称新儒家者很多，大概在余英时看来，大陆所谓的新儒家都不是真的儒家。盖风气一热，则标榜者多，然其内岂无真诚者，不可尽诬其非儒也。余英时一棒子全部打死，无乃过激，以偏盖全。
余英时称牟唐等人是真正的学术性儒家，批判性儒家，然儒家不只是学术，儒家不只有批判，儒家还要从政，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治国平天下，儒家讲究经世，辅世长民，然而却被于余英时忽略了，在余英时看来，儒家应该一心搞学术，作纯粹的学术，以保持儒家的纯正，而怕儒家一旦从政，会被政治污染。这也把儒家狭隘化了，虑之过，儒家只是搞学术，失去大儒修齐治平的精神，有背周孔以来儒者欲经世济民的传统，这才是把儒家引入岐径，不顾外王，脱离政治，与佛老差不多了！没有外王，那也只是学者，不是儒者。而儒家不从政，脱离政治，那政治让那些异端小人主导，君子不有为，则小人当道为乱也，余英时忍心而不顾乎？儒家从政，进入政治，以道统正政统，政治就会清澈，而脱离政治，恐政治一直污染。怕儒家从政被污染，被污染，那是立场原则不够坚定，未深于儒家，不是真儒家，真儒家是真君子，真儒家不会被污染，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总之是余英时对儒家的不自信。儒家批判，批判罪恶，批判小人，批判无道的统治，批判异端邪说，然批判是为了建设，破是为了立，而不是只批判不建设，只破不立，那是不负责任，革命是后来建设，推倒前一个无道政权，而不建设，那是盗贼，是流寇，不能取代前一政权，作一个合法的政府。批判而不建设，破而不立，只是以乱益乱而已，五四之所以益乱也！比批判更重要的是建设，儒家只有批判是不行的，余英时只推崇批判精神，看他的书也多只是批判，而建设性的东西很少，亦可谓不审轻重。而牟唐人之衷只把儒家局限在学术，而不想让儒家重新进入政治吗？牟宗三著有《历史哲学》、《政治与治道》等书，可见牟宗三也是想开新外王，让儒家重导政坛的。牟唐等人只有批判，而无建设吗？以言余英时则可，以言牟唐则不可，牟唐也有建设，只是余英时无视了，他只看批判，其心太偏，其意太过！余说牟唐绝对不是教人不要教人犯上作乱的儒家，看到这话，我真是要哭要笑了，难道牟唐教人犯上作乱？看牟唐之书，岂有此理？教人犯上作乱才是真儒家？这跟红卫兵喊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何区别？未免太幼稚了！大概余英时把革命和作乱等同了，这要区别，革命是好的，作乱是恶的，一为褒义词，一为贬义词。革命是拔乱反正，造反作乱是挑起叛乱，本来不乱，而使之动乱，混乱，社会需要稳定，不要混乱，难道余英时要提倡作乱？其何居心？那么多少乱臣贼子都要称赞了？革命也不能只听他喊的口号，还要他所作的行为，合不合乎天道人道，有标榜革命而实为野心驱动，谋私欲，害天理，名为革命，实为乱贼，亦不可不辨也！
而唐君毅书信自言：“唯近两年于病眼既随天地闭之后（案：唐这时罹患眼疾），还观世变，于当世学风之弊患亦深有所感。日本与世界之学潮，盖已证整个教育界与学术界已不能担当世道，则弟之随波逐浪亦有同归没顶之危。而青年无志殆成死症，恐将至天地茫茫，人心无所归之日，则弟亦当焚砚烧书。”可见唐君毅也不甘心只搞学术，儒者以淑世为理想，不能止于学术，学术也是为了实现淑世之理想，学以经世也，虽不得位，亦储用以待后世，孔子所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也。儒者要担当世道，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而非如西洋纯粹只是搞学术，不顾世道，与现实脱节，如佛道参禅避世，脱离现实，独善其身，不管社会治乱。那只是学者，不是真正的儒者。唐君毅之所以悲叹自愧，而余英时所极称也，余英时之视儒家也小，其称儒家，惟在学术批判而已！儒家学院化，是儒家之异化。牟唐没有从政，天下无道，无可仕也，不得已而只以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务，然其深心，岂忘经世长民，纲维世道哉！己不能，则待之来者，其对后生的期望不只是让他们搞学术吧？唐君毅引以为愧，淑世隐于心而不能忘，固非余英时之偏狭浅陋所能知也。余英时要区分何为真正的儒家，借儒家牟取政治利益之儒，恐余英时之浅识不足以识真儒，盖余英时所谓真儒乃学院之儒，批判之儒，然学院之儒不知担当世道，惟以学术名世，乃异化之儒，批判之儒不知建设开辟，惟以批判为荣，乃畸形之儒。
余英时崇尚西方的人权自由民主，想儒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结合起来，西方自由民主是好，然非大中至正之道，与其倡自由，不如倡自律自主，关于自由，我作有《自由论》。民主偏于民意，容易流为民粹，以多欺少，以众虐寡，关于民主，吾亦作有《民主论》。现代很多学者对政治理解肤浅偏颇，故崇尚自由民主，以自由为神圣，以民主为至上，亦为迷信也。余英时同此迷拜，至于人权，儒家崇仁义，不必以西方人权为准。余英时之言欲与西方人权自由民主相结合，而其意则以西方为准，要儒家合于西方，合于西方者为真儒，不合于西方者非真儒，或为儒家糟粕。他看儒家，也是以西洋眼镜看儒，以西解儒，没有体证，深入儒家，他也不以儒家自居，他骨子里是崇洋媚外！他久居海外，不回故国，深受西方影响，很西化了，故而崇尚西方普世价值，也不足怪，然每以此攻击大陆，议论大陆儒家，半懂不懂讲儒学，恐其乱人视听！
余英时崇尚西方自由民主，要儒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相结合，而引用清末薛福成称颂英美之言。薛福成以英美为三代，是知英美而不知三代者也！以民主比尧舜禅让，附会之风从此始矣。西方亦有善政，然犹为霸道，非王道。论王霸，莫如孟子，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西方民主犹为以力假仁也。孟子又曰：“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朱子集注解曰：“驩虞，与欢娱同。皞皞，广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为而然，岂能久也？耕田凿井，帝力何有于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杨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违道干誉之事；若王者则如天，不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此解甚好，特录于此。若西方之民驩虞则有矣，皞皞则未见也。夫王者之治，孟子所谓“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西民有乎？“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西人亦未有此也。薛福成称为三代，誉之过矣。且尧舜之禅让，乃天与之，民受之，上观天道，下察民心，非仅凭民意也，民主则偏于民意，以选举出，以投票定，君位决于民意，而民意有好恶，好恶不能皆正，岂可以为准？岂能与尧舜禅让比哉！薛之此言也，开中国崇洋媚外之习。政治理想止于此，故不知王道也。且中国久受满清之专制腐败统治，故一见西方之善政，则甚称慕之，此甚坏，以对比彼之善，则以为甚善甚美也。如久见丑女，忽见一稍美之女，则叹为甚美，不足怪也。
且西方之善政止于一国而不能及于天下，于其国民则善矣，而侵略他国，掠夺他国财物，屠杀他国人民而不恤，激起世界大局，惟其无天下之胸怀，更何有与天地同流之感，若中国儒家礼记所谓“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人”，非西方所有也，则安能与三代王道比乎？王道伐罪吊民，治国而平天下，仁人而及物。且西方法制有余，教化不足，而不长久，以后风俗愈坏，相互争夺以至战乱，民不聊生，岂尚有薛福成所称之善政哉！余英时引之，以崇西洋，欲儒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相结合也，而固不知王霸之辨。且其他正统儒家然乎？薛福成可代表当时儒家乎？
陈独秀称孔子有教无类，以合乎其所崇之共产，称孟子“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以合乎所倡之革命。不足称也。若胡适者，为人甚西化，美国化，岂有儒者之风度？岂像儒家？余英时根本不知何为儒家。儒家与西方普世价值有相似处，然非相同，牵强比附，既以诬儒，又以诬西。
总之，余英时骨子里崇尚西方制度，无视且鄙视中国传统制度，他反对制度儒家，中国传统制度虽有弊端，然岂无可取之处，而尽否定？未能如其师钱穆能正视肯定传统制度。而把文化与制度割裂，亦其心之偏也。盖余英时之心实是崇尚西方普世价值，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准，合乎西方普世价值，就是好的儒家，不合乎西方普世价值，则是坏的儒家，简单二元化，骨子里做了西洋价值的奴隶，并不真理解儒家思想。
有一个有识者驳斥地好：什么是真正的儒家？不能以“迫害人”还是“被迫害”为标准，也不能以“被政权利用”还是“批判政权”为标准，这些都是形而下层面的西方化思考，是现代学术沉沦于世之后的盲目评判，没有形而上层面的本体论支撑，只能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是。真正的儒家是求道的儒家，是“下学而上达”、“志于道”而求“君子不器”的儒家。故政治在儒家眼中只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一个面向而已，而君子所求是“形而上者谓之道”的终极层面，也就是《周易》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安顿自我与世人的身心性命才是儒家的真正追求。而狭义的政治（政权统治）只在安顿人的社会性生命，即“外王”这个生命维度时才进入儒家的思考视域之中。与之相比，儒家更注重个体性生命的安顿，即“内圣”这个生命维度的身心安顿问题。而“内圣”与“外王”并非二事，“内圣”之中已经内含了“外王”的可能性，“外王”只能由“内圣”开出，由“内圣”而“外王”才是儒家所追求的真正王道，而现代政治所追求的社会治理完全脱离于“内圣”修身之外，在儒家看来如此的政治统治就不是“外王”，不是“王道”，顶多只能称“霸道”，故不可长久。
由上可知，儒家的义理根基在于“内圣”，“内圣”根基于本心，根基于个体的生命之中。故儒家的义理生命根源于人性本然所需，“儒乃人之需”，而不是根源于政权的支持与认可，当代大陆儒学的复兴运动完全是一种由民间向官方漫延的历史趋势，完全符合儒学发展史中由“学在民间”向“学在官府”发展的历史规律。而余英时身居海外，安于西方文化之浸染，已经无视西方文化存在之问题，仍然以西方文化为本位认为儒学需要对接或接受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思想，这仍然是五四思想的残余。而其为了把儒家与西方思想对接起来，竟然将陈独秀与胡适强拉硬拽进儒家队伍则有点黑白不辩了，充分显示了其对儒家的无信心，不得不拉两个西化派来给儒家正名。而这不是抬高了儒家，而是贬低了儒家。儒家对整个社会治理结构都有从己到人，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国家的义理设计，当代大陆新儒家已经展开的政治儒学研究完全没有进入余英时的视野之中，当然对于余英时的“二个儒家”来说，这种政治儒学的研究也应当是“迫害人的儒学”研究吧。而儒家这套政治统治系统不是凭空悬设的，而是根源于“形而上者谓之道”的义理根据之下，此义理根据在实践中就是儒者的“内圣”修身，从而对于真儒者来说，这套政治儒学系统已经运行于儒者日常的生活与生命实践之中。
从而儒家的真正生命力直接根源于每个儒者的个体生命，而不是外在政权的支持，儒者为学的目的首先是安顿自我的身心性命，也就是孔子讲的“为己之学”，而对自我身心安顿的过程就是影响周围人，风化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儒家化成天下的过程，也就是孔子所言的广义上的“为政”的过程。从而由身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至天下，不待政统支持，儒家化成天下之志已经得行，儒家“为政以德”之理念已经实现。有如此追求的儒家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死亡之吻”的问题，而当代大陆领导人对儒家的提倡和支持更是大陆儒家实现儒学复兴的东风，“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大陆儒家正可以乘此东风，大力阐发儒学义理，正本清源，还儒学本来面目，实现孔子儒学的真正复兴。
余英时不知内圣，亦不知外王也。其心实以西方文化为本位，以西方价值作屏判，而不从儒家文化，中国文化本位出发，其思想观点实承五四之残余，比胡适高明不了多少。对大陆心存偏见，大陆反儒反对，大陆提倡儒家也反对，因政治歧见而至反对大陆大儒，则又偏心偏见之甚者也！其言近理，似是而非，听者多惑之，不得不辨也。我也要说一句：大陆提倡儒家，绝不是儒家的死亡之吻，而是儒家复兴的曙光！
附：
或曰：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传统的儒家，就是皇帝所尊崇的儒家，三纲五常的儒家，不许犯上作乱的儒家，这是传统的王权皇朝所推崇的东西。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所以大陆现在提倡儒家“是一种死亡之吻”。
余曰：儒家只为帝王所尊耶？普天之下，人道所共尊。三纲五常，古今不易之常道，有何错？犯上可也，礼言于君可犯不可欺，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此为传统儒家，传统儒家有何错？作乱则不可，哪个学派教派提倡作乱？只能说革命。此只为王权时代所推崇？现在就过时了？简单粗暴地划分为迫害人的儒家和被迫害的儒家，也可见余英时的肤浅鄙陋了。儒家以修身养性为本，以经世济民为务，崇仁义，重教化，迫害人，尚为儒家耶？儒家明哲保身，保身而可传道，被权贵小人迫害，保身之道不足，岂可概以儒者！非迫害人，即被迫害？大陆现在提倡儒家为死亡之吻，然则不欲大陆提倡儒家耶？余英时自称为钱穆先生弟子，而与其师相去远矣！可谓钱穆之叛徒罪人也！腼颜居美国而肆意訾议大陆，犹枵然自大曰：“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去中国如此之远，异地而异俗，异俗而异情，早忘华夏礼教，为夷风所熏，非中国之籍，不居中国之地，不怀中国之心，犹自以为中国耶？以为中国代表，中国岂有若是无耻狂妄之学者？不务推广华文，弘扬儒家，而惟以攻大陆儒家，不欲儒家复兴于大陆，观此可为齿冷心寒。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