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瓷的器型源流与艺术成就

北宋官瓷的器型源流与艺术成就
北宋官瓷的器型源流与艺术成就

宋徽宗在文化艺术的创作上，颇有王者风范，美学品味及艺术修养实有过人之处。徽宗信奉道教，向以清静无为，超尘脱俗鸣世，一幅世外高人淡泊功利的样子。这种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对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伤，但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却不失为一种大境界，大胸怀。徽宗不独在京师开封自置窑口烧制官瓷，对其他诸如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道教崇尚自然含蓄，任由天造以及淳厚质朴的审美观，也一直是徽宗不懈的追求，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北宋官瓷烧制伊始，为了把这种美学风格体现在烧制的瓷器上，复古仿古，烧造国家神器以别于其他民间窑口日用瓷器世俗的功用性，是为徽宗最根本的艺术宗旨。这里赘言几句的是，徽宗这一艺术宗旨，绝非笔者自以为是的想当然，有历史事实可为印证，从《宋史》及《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均可觅见端倪。据《宋史》载，北宋自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宋太祖打破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传统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治和经济改革，其后赵家登基的继任大统者，也多苦心经营，全力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致使北宋仿佛进入了现代，物质和文化蓬勃发展。尤其是1004年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至徽宗大观间百余年，天下承平日久，物华天宝，可谓富庶天下。基于这等社会进步发达的境况，沉溺于诗酒之乐的宋徽宗，英气勃发，深感“功定治成，礼可以兴”。为满足太平盛世对文明礼仪的需求，遂于大观元年(1107)置议礼局，考订礼器的形制，并于大观二年十一月，下诏访求古礼器，敕命编撰《宣和博古图》，以备改造礼器的稽考和实践。《宋史》卷一六一《志》之十四为此记载道：“议礼局：大观元年，诏于尚书省置，以执政兼领。……应凡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记述了徽宗要求全面考察和探究礼器的形制及深意，以及由此开始了新修五礼的事业，后直至“政和三年《五礼仪注》成”，徽宗方才“罢局”，结束了“礼制本末，皆议定取旨”的稽考工作。藉此而论，徽宗京师自置官窑，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个人喜好和个人玩乐，实乃是朝廷追求规范礼器制作的一项大业，庄重和严肃，代表着国家的道统法度和尊严，否则也无须专门设置新修礼器的机构了。宋文人王应麟在其《玉海》卷五十六中也道:“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言徽宗礼器，乃依照礼制局所绘图纸制作，称得上有典可依。事实也确实如此，徽宗制作和规范朝廷祭祀所用礼器的志行，在《宋史》、《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铁围山丛谈》等诸多史料和笔记中均不乏记载，其因缘在很大程度上，一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记述的那样，缘于徽宗认为当时“荐天地、享宗庙之器” 无一合祭祀标准，才发心要“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并祈“垂法后世”，乃至弃汝窑而自置窑口，并通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就了北宋官瓷合乎典范造型的这一制瓷大业。

  北宋官瓷定制的器型，多仿秦汉乃至夏商周三代古铜器、玉器等名古器造型，且以议礼局资深学者稽考的《五礼仪注》和徽宗敕命编修的《宣和博古图》为蓝本，复古仿古，以烧造合乎典范的国家礼仪神器为根本追求。在这种方针和目标下，礼器的生产自然成为北宋官瓷最典型的造型风格，当然也是徽宗超凡脱俗的智慧和天才禀赋的结果。古铜器和玉器规整大气，棱角挺拔，古朴端庄，其求正不求奇的神韵，经由北宋官窑匠心独运的艺术实践，完美地还魂在北宋官瓷的艺术作品之上。毫无疑问，气魄宏伟，圆润饱满，线形不张不驰，加之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使得独具风范的北宋官瓷更彰显出皇室的尊贵和奢华，绝对一种高贵的艺术气象，这也当然是其它民间窑口的瓷器造型无法比肩的，这是专业与非专业或者说科班与非科班间的区别。至于后来民间窑口的追仿，说实在的，在这个灵长类动物控制的世界，或许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模仿和造假，但唯独文人的文化气质、文化品位和审美胸襟是无法模仿到位的。尽管形体可仿，容颜可摹，但灵魂实难以作弊，心性事物不是人人可学的知识，而是犹如老僧禅悟的智慧，非一般人所能企及，而这世上如徽宗一样的艺术王者，实在是凤毛麟角，故后来其它窑口无论怎么努力地追仿徽宗官瓷的造型，却总是不伦不类，不是高一分便是为了多装烧几件而瘦几线，总也达不到北宋官瓷的端庄、大气和俊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明代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黑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论制如商庚鼎、纯素鼎、葱管空足冲耳乳炉，商贯耳弓壶，大兽面花纹，汉耳环壶，文己壶、祖丁尊，皆法古图式，进呈物也。”先生在评介了官瓷的釉色之后，还特意稽考和记载了官窑典型器型制式，认为官瓷“皆法古图式”，为仿古礼器之宝物，有典可依。也确实如此，北宋官瓷在造型式样上，以古神器为宗，器印青铜，如龙生子，法脉正传，主要传世器型有瓶、尊、鼎、炉、觚、彝、簋等非民间用品的款式，基本属皇室（朝廷）专用的器物。不过，润美如玉的瓷器终究不可能完全等同古铜器和玉器，古铜器和玉器上生动精到的异形神兽、仙草花鸟等文饰图案，也非古朴的青瓷瓷器所能完美地去表达，与其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干脆舍弃对这些繁琐的形态和文饰的模仿。北宋官瓷对厚釉几近过分的苛求，或许正是为了解决官瓷作品不能太过于简陋这一问题，让玉润的瓷釉在烈焰中美妙的歌唱之后，北宋官瓷最后幽深俏丽的自然开片的釉面，沉静典雅，平淡含蓄，终于成为自身天然的装饰，且以干净洗练的线条脉络，更加突出地表现出了北宋官瓷简洁饱满而又圆润流畅的造型之美。在一些器物上，为防止过于呆板，缺少变化，北宋官瓷在最大限度地保持作品完整形态的同时，恰到好处地饰以几道弦纹或装饰以简约大方的兽耳、铺首等，去巧妙地加以点缀，使之北宋官瓷作品在沉稳中又显灵动，且极其艺术地加强了胎体的筋骨，这便让胎体更加坚挺，结实。虽釉质厚重，胎骨也神完气足，撑得起朴拙深沉的重量，经得起火焰长时间的煅烧，以至每件作品，或素面朝天，或筋骨挺拔外露，其随形变化，心物化一，洒脱自如，均达到了朴实典雅、清水芙蓉的艺术境界，深蓄着徽宗倾心自然的朴素哲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徽宗静美高雅的艺术创造下，北宋官瓷以自身单纯简练而又古朴典雅的大气造型，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一代崭新的美学，自其问世，徽宗“重神韵，轻雕饰”，崇尚自然的美学理念和风格，成为典范，并以其非凡的影响力，为天下陶瓷界同仁所高山仰止，也被后世陶瓷艺术家们所广为追捧。

深值得赞叹的还有，北宋官瓷在礼器的造型外，虽还烧制一些用于祭祀的日常生活用品，但出于自己文人的情趣和爱好，在文房用具方面，徽宗匠心独运，设计出极为经典高雅的造型，作品超尘脱俗，登峰造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故自成一大体系，是为北宋官瓷造型的又一大特色和亮点。这类器型的创作不独反映出徽宗个人的喜好和才华，其艺术成就实令人为之叹服。北宋官瓷文房用具主要器型有山字笔架、笔筒、水注、水盅、臂搁以及各式各样的笔洗，诸如侈口、直口、敞口、葵口、荷口、花口、鼓钉、寿桃、兽耳、弦纹等等，变化无有穷尽。正缘于徽宗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和发挥，北宋官瓷才终于将朴素简单的文房用具，塑造和提升到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高度，成为稀世罕有的文房至宝。当然，北宋官瓷的文房作品问世后，其它窑口自是不乏熙熙攘攘的追仿，但因其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根本无法与徽宗相比，更遑论徽宗卓尔不群的文人气质和智慧了。故而，千百年来，各窑口摩肩接踵的效仿者虽不计其数，所仿北宋官瓷的物件纵然可车载斗量，堆积如山，不过与徽宗北宋官瓷传世器物相较，虽其不乏努力，但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器物美感的体悟缺乏文化大家的情怀，作品在造型流线艺术上高几分或少几线的效果，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无法达到神似的艺术境地。时至今日，北宋官瓷的文房用具的造型，无论是山字形笔架、还是简洁洗练的笔筒、臂搁、水盅（水注），乃至各种造型朴拙而艺术的笔洗，其典雅、大方的艺术造型，至今仍成为天下书桌文案上的第一神品，纵其它窑口惊叹于徽宗简朴、含蓄的艺术表现手法，为了其商业利益，绵延无绝地追仿，但却鲜有超越者。藉此而言论，仅就北宋官瓷冠绝天下的祭祀礼器和文房用具的艺术成就来说，即可从中体悟到北宋官瓷的基本性质：烧制礼器乃是为王朝帝国所用，追求的是国家祭祀礼仪的尊严和庄重，这类作品为北宋官瓷的主流器型；烧制文房用具则完全属于徽宗个人的爱好，其作品也深蓄着徽宗个人的艺术智慧。而能把文房用具烧制到这种精绝的地步，想烧什么烧什么，完全按个人的喜好行事，除了徽宗斥国力亲自设置、并能够随心所欲亲自驾驭的窑口，还有哪个窑口敢不为自身利益而能有这样的气度和洒脱？从一定意义上来论，京师自置的官窑虽以“官”名世，其实归根到底就是徽宗个人的窑口，非但为徽宗亲自所建，徽宗个人也一直活动其中，其作品自然独具禀赋，凝聚着徽宗个人杰出的艺术才能且蕴含着徽宗独高的审美意蕴，这也是汴京官窑与其它窑口包括汝窑不共的根本特点；此外，从传世的北宋官瓷器物来考证，北宋官瓷基本采用模制手工印坯成型，亦即范子成型，有别于民间窑口主要以轮制（手拉坯）成型的工艺，这完全合乎“由于徽宗礼器的制作都有法式，对形制、尺寸有极严格的要求”的制瓷追求，克服了民间轮制工艺不讲法度的随意性。基于这种因缘，可以说，鉴定两宋的官瓷，只要看鉴定的作品是否是“器印青铜”的礼器，造型是否规整，是否极具文化品位，便可一眼就能断其是否是官瓷。若不合法度，非礼器大气典雅的造型，又不是徽宗极富文化品位的经典的文房用具，无论是什么样的瓶瓶罐罐，都可先将其剔除出官瓷之圈，根本用不着再去考量其什么釉色、釉质和工艺了。北宋官瓷有“宣和博古图”为依据，几乎件件有典，不仅标准、规范、规整，且极富深意，否则何以称“新成礼器”呢？

从另一角度来说，官瓷作为帝王使用之物，代表着帝王和朝廷的法统尊严，历史上非但在市场从不买卖流通，其在国用之物的意义上，也决不可能将其随便作为殉葬物品，故千百年也从未有墓葬过考古发掘的个例。古人说，“识得官瓷面，江山坐一半”，寡鲜难觅的北宋官瓷，若非当时的皇族后裔，祖上又非两宋贤相名臣，即便想偷想抢也不可能有机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帝宋官窑刻铭的诗句中也有“宣和书画曾经伴，南渡兵戈幸未亡”之诗句，其对徽宗官瓷履历国破家亡的战火摧残，还能硕果仅存地传承到他的手中，有着颇为庆幸的感叹，如此珍罕的易碎之物，确实也非常人所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