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跌宕起伏的时代，伴随新航路不断开辟的同时，是对新大陆资源的野蛮掠夺与人口迁徙。其在西欧地区引起了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促使了西欧封建经济体制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也是西欧国家崛起，我国落后於西方的重大转折点。
我国现今约有14亿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19%。有人预计，如果是中国率先实现了大航海，那么华人将会占到世界人口比重的40%左右（这也是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历史峰值）。那么我们为何又会与大航海擦肩而过呢？尤其是郑和七下西洋，其规模远非麦哲伦、哥伦布可比，其时间又早於西欧各国。
第一，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大陆国家而非海洋国家。我国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也不缺乏优良的海港，却大多都闲置不用。朝廷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淤塞港口，并让沿海居民内迁。我国在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近乎都是北方人，近代以前，北中国的南北的交通运输主要是依赖於运河，而非海路。京杭大运河曾造就了一批繁华的城市，如扬州、淮阴、古泗州、临清等，却无一真正意义的港口城市（大连因俄国而兴港，青岛因德国而兴港，今连云港的主城区离港口约有30公里）。
我国真正能够跟海洋民族扯上点关系的是闽粤人，而居统治地位的北方人对其不擅长的航海领域带有先天性的恐惧感。就犹如满清入关后，其对火器研究的打压与蔑视是同样的道理。满清是以骑射而取得的天下，其武力的自信心就来源於骑射。如果你跟他们讲火器等这些他们陌生的领域，他们完全玩不过你们，还能保持啥武力的自信心？索性，不玩火器，一概比骑射，你们农耕民族的骑射还能玩得过游牧渔猎民族的骑射？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长期禁海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朝贡贸易”的体制，使得航海没有利益支撑。西欧国家是因为“穷”而大航海，航海是为了“脱贫致富”。而我国却是因为“炫富”而“大航海”，最终因国库空虚而废止了“大航海”。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意义上就是到处宣扬“我是土豪”而到处撒钱，而随之也迎来了一大群南洋岛国前来天朝朝贡，而天朝都是秉承“厚往薄来”的原则，以其值数倍甚至十数倍相偿。
“朝贡贸易”的实质，就是你叫声“爹”，我给你“压岁钱”。结果，很多小国三天两头过来喊“爹”骗“压岁钱”。长此下去，就使得天朝的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天朝便越来越惧怕小国们的朝贡，于是便下令为体恤边远小国朝贡之路劳顿之苦改一年一朝为两年一朝为五年一朝，渐渐地希望永远不要来朝贡更好。如明人刘大夏便说： “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 这种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郑和下西洋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实质改变，更没有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只是无实质的意义的财政消耗而已。
第三、上层阶级无组织真正意义上的“大航海”的动机。西方大航海是因追求利益而兴起，其背后有各国政府的支持与组织。而中国的上层阶级，公开场合都羞于谈“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天朝上国奉行的是“仁义之道”，又怎么去追求“利”（掠夺）呢？其实质就是对外邦的“仁义”与“奉献”都要於国内的百姓来买单。天朝是大国，人口众多，疆域辽阔，虽百姓未必富足，但在总量上是巨大的。上层阶级在本质意义上是不太缺“银子”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赔得银子再多，慈禧太后每餐该上多少道菜，还是一道不会少的。这样的上层阶级，其跟更庞大的贫寒阶级就没有共同的欲望（大航海）。
而西欧国家，其国较小，其国内就较为均“穷”，许多西欧王室也很缺“银子”，也常常要找商人“借银子”。如此，就会形成“上下同欲”。而让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都参与到大航海中来。
第四、中国的航海技术其实也远较西方落后。我们都知道唐朝鉴真东渡日本的故事，东渡六次才成功，励志故事的背后也是唐朝时期航海能力的体现。我国航海能力得到大力提升的时期，是宋元时期。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空前繁盛，随之泉州、宁波等真正意义上的港口城市才得以诞生。但是，在宋元时期，把持泉州等港口商贸的却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也即色目人）。蒲寿庚家族（色目人）被称为“泉州的土皇帝”。
朱棣之所以选择郑和为下西洋船队的领队不是没有原因的，郑和即是穆斯林。在郑和之前，并没有华人远洋航行的记载。所以，郑和的船队中应该有大量的穆斯林，且郑和的航线都是阿拉伯人商人到经常往返的航线（无论是最远到达的东非，还是最多抵达的今印尼、马来亚等地都早已皈依了穆斯林）。且郑和的航线是利用洋流，贴着海岸线航行，且困难程度跟哥伦布横跨大西洋、麦哲伦环球航行等是远远不能比的。
跟农耕民族的骑射比不过游牧民族同样的道理。与腓尼基、迦太基、古希腊、维京人、及后来的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这些航海民族相比，中国的航海技术其实一直都是落后的。这从同时代东西方的制图水平的差距就可以轻易地看的出来。航海能力不是光比船只大小的，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土著可以驾驶简易独木舟横跨太平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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