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历史的绝响，是杨朱、阮籍、李商隐的哭
中国历史，风流辈出，风流者，风度、仪表，流风余韵，洒脱放逸，杰出不凡，格操映世，风韵倾国，风采特异……
而我于众多风流中，独钟情于三个彷徨歧路而哭的男人。
因为他们通古连今，有关生命探求与安顿，于特异的风采中，展现了生命的局限与辽远。
遭遇之下，他们只有心情的荒凉，而无心灵的荒凉，再难也不苟活，已俨然为历史的绝响。
（8000字，约需30分钟，慎入）
1
以前读史书，看到阮籍的哭，只觉得奇特，后来读了余秋雨《遥远的绝响》，才知道，这哭，原来很高远。
比如阮籍驾车载酒，荒野乱走，无路就哭，哭完再走，无路再哭这事，我本觉得这是迷茫的狂走，酒徒的作为，跟自己捣蛋的表现，抑郁症也说不定，但余秋雨只用一句“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和一句“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就把我搞得很完蛋。
而他最令我震撼的，还是评说阮籍去哭兵家女孩的那一段。
那家人阮籍一个不认识，女孩也不认识，女孩的早逝本不关阮籍什么事，但阮籍一听到消息，就去了。自顾自地在灵堂大哭了一场。
对此，余秋雨说：
“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
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致。
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这让我由此也明白，或者说越发明白，人是不平等的，不同的学识、素养、心灵、情怀、情感，决定了理解、获得的不同，很多时候，书籍、人物、行为、事件、物品，是为对等的人准备的。
虽然我对于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某并无意见，对历史必然是客观、主观，真实、设定的结合、投射这一点也非常认同，甚至于因为脑子里有点“贵恙”，在此后仍旧还会莫名其妙地去开这样的脑洞：要是我跑去人家家里哭，到野外乱走、乱嚎，我现在一定一个朋友没有。
只在脂粉堆里厮混，正事一件没有的贾宝玉，在现实里只怕哪个爹都会将他暴打一顿，他也可能没朋友，但他在《红楼梦》，在文学、文化意象里却活得很逍遥，这大约是另一种不平等。
因此我有时候未免又怀疑阮籍之哭的真实性，觉得它只是一种意境。虽不至于像胡适怀疑屈原是否真正有过，顾颉刚怀疑大禹是否是条虫那么较真，但屈原《天问》的精神倒是有一点。
生命不止，追问不息嘛。
然而我最终当然也只好信其有。因为传说已成永恒，谁也无法更改，你可以保留你设问的权力，却没有更改的权力。而且，这已经是一种文化象征，符号性质的东西，大有益，我们也宁愿它有。我甚至觉得，这种历史细节的力量，才是历史真正的力量所在。
结果，逐渐地，我就发现，歧路之哭的祖师爷，原来不是阮籍，而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取一毫而损天下亦不为”的杨朱，这之后他们还“带坏”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李商隐，弄得他“东西南北皆垂泪”。男人之哭，既非始于阮籍，也非至阮籍而尽。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一切，都印有古人的指纹，他们那三哭，环绕千古，他们因承袭了历史、文化、生命的神秘、拷问、挣扎、冲突，果然是史上最伟大的迷惘者。
2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这是阮籍《咏怀》诗的起首之句，它讲的是两个典故。
“杨朱泣路”，这说的是：
杨朱邻居家的羊丢了，找了许多人帮忙寻找，也曾请杨朱派出仆人。之后找羊的人回来，杨朱问，找到没有，邻居说没有。再问为什么，邻居说，我们这歧路太多，歧路又有歧路，根本没法找。
于是杨朱忽然就呆了，仿佛宝玉听了紫鹃那句“你妹妹要回苏州家去”一样，如遭雷击。他虽然没有到“两个眼珠儿直直的起来，口角边津液流出，皆不自觉”的地步，但话却不肯再说了，好多天都没笑面。这弄得家里人都好生奇怪，又不是你的羊！
他们当然不知道宝玉的命是黛玉，杨朱的命是路。
歧路者，岔道也，十字路口，虽东西南北皆可往，却可能根本无从选择。岔道而又岔道，想必杨朱家所在是一座天然迷宫，而人生所处，恰也是这样一座迷宫。
杨朱心中的“羊”也早就丢了啊，他也一直在寻，一直在歧路上徘徊。他那“羊”的跑丢，代表的当然就是生命方向丢失，他那歧路复歧路，代表的当然就是生命始终无处安置，无法安放。这种事可没有任何人能够帮忙。
于是杨朱有一天，就终于站在十字路口大哭起来，好一阵滂沱，以至水淹历史，让阮籍、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温庭筠、张九龄、韦庄等等，无数文人，都爱拿他自比，拿他说事。
谁不彷徨，谁不迷失，谁不怅惘，谁不追寻，谁日子好过，谁问题解决了啊！人类的生命感、孤独感，天地的罗网，历史的厚重，就由此而来。
但它到底属于自觉的生命，伟大的心灵，是寻常人难有的歧路之哭，寻常人看到路口哭泣的杨朱，只会觉得他病的不轻。
“墨子悲丝”，这说的是：
墨子有一次见到染丝者，如同杨朱见到邻居“亡羊”一样顿悟，他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五入为五色，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治国亦然。”
丝织物染上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人也一样。人人都既是丝织物，又是染丝者，互相间混不自觉，社会是个大染缸。当其时，战争频繁，礼崩乐毁，道德缺失，秩序混乱，人心如浮萍，人命如草芥，于是墨子便悲从中来。
他们这悲，这哭，当然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他人，为世界，抽象而具体，“荒唐”又实在，“自私”而高贵。
只不过墨子悲而不哭，兼爱，起而拯救、决战，披蓑戴笠，食粗粝，睡板床，摩顶放踵，做苦行僧，利天下而为之。他太强大，最实际，最理想，目标明确，没空停下脚步，没空伤春。
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基础，同样的忧愤，同样的深悲，同样的关怀，他与杨朱的区别，其实也来自他们不同的关注点，不同的投射方向。
杨朱贵生命，重个体，重自我，他认为道德、礼仪、制度之类都是后造的，附加的，都很扯，天下事都是它们搞坏的；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们就不该追逐富贵荣华、功名利禄、锣鼓秧歌、长命百岁，人都应该回归原始本真；我的生命我做主，我的命运我做主，我不强加什么给你，你也别强加什么给我，大家各行其是，连君主都让他滚蛋，这才是正事。
所以他的学说，其实是老子无为，庄子逍遥游那一类，他是因为太过极端，才被人当成自私、颓废、堕落的代表，痛加批判的。而孟圣当年的发难，自然就只有让他更入冷宫，独自辗转。
殊不知，一种学说的盛行必有它盛行的理由，战国时期，可是有一名言，“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杨朱、墨子曾非此即彼，各领风骚好多年。更何况，出于忧愤，创造学说，本身就是为影响世人，就是利他行为，所以杨朱的境况，到后来未免就逐渐好转起来，尤其是近现代。
比如贺麟先生曾说：“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他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端的中道。”
比如吕思勉先生曾说：“夫人人不损一毫，则无尧舜，人人不利天下，则无桀纣；无桀纣，则无当时之乱；无尧舜，则无将来之弊矣。故曰天下大治也。杨子为我说如此，以哲学论，亦可谓甚深微妙；或以自私自利目之，则浅之乎测杨子矣。”
这显然就是说，杨朱的学说，不是简单的自私为我，而是为救世，为天下大治，属政治学、社会学、生命学、哲学范畴，有某种很奥妙的东西在，它与克己的、牺牲的、高尚的、纯粹的、飞扬的墨子学说有近乎一样的底色。而它们不久走向散淡的原因，则无非都由于太过极端、乌托邦。
如此说来，墨子是一个高尚的悲剧，杨朱何尝不是？世界是欲望的世界，生命是欲望的生命，文明是欲望的文明，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联系是异常紧密的，杨朱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的学说是行不通的。于是他越行不通，就可能越极端，越极端，越行不通，就可能越失望，越焦虑，越忧愤，越悲哀。
可是他所关注、思考的，却还不只是社会、政治、人事，还有宇宙自然、天地万物，天理、天命，高而又高，玄而又玄，这一切虽都表现为生命强大的探求欲望，人类巨大的野心，澎湃的激情，但毕竟人生短促，人力有限，都解决不可能，穷尽更不可能。
现实的、理想的、过去的、将来的、人事的、天事的、政治的、生活的、自然的、情感的，等等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捉摸，难以解决，于是杨朱这种人类的极品，在焦灼之外，恐怕就一定还得加上一个气馁。
晋朝的美少年、玉人卫玠，岂是看杀？他本身就为了天地间的玄理殚精竭虑，形销骨立。他渡江之时的那句“对此茫茫，不觉百感交集”，原本就透着同样深重的怅惘与悲感。这既是关于他自身命运的，也是关于他所身处的世界的。
人类的探索从未停止，这不管是关于社会的，生命的，还是自然的，但我们现在的探索，更多表现在技术层面，古人的探索因其朴素、自然，没有技术屏障，反而充沛天地之间，表现在更为辽远的精神层面。我们在技术文明之下，早已失去了那种宏大的浪漫与想象力，只为肤浅的欲望而悲喜，它于我们自然是早已陌生的，我们或许就因此不能了解那种神秘的推动力、使命感，和形同崩溃的怅惘、深痛与深悲。
同样的痛苦与大悲，在一个集科学家、思想家、军事家、逻辑学家、实践家、救世主于一身的墨子身上，只怕同样深重，他有幸关注的不是个人、个体，和意旨更深的生命与命运。他的伟大在于此，他的失败在于此。而政治家加玄学家，既墨子又杨朱，既儒家又道家，既入世又出世，即建安风骨又魏晋风度的阮籍，当其时，由于只能悲哀地发现，这两条路都不通，自己既不可为，又不得不为，既死不了，又活不好，所以就更加有了哭泣的理由。
他已经不只是站在歧路而哭，而是路口都已消失，根本无路，只能乱撞。他甚至连哭，都只能在旷野之中，无人之处，怕风有耳朵。
他其实并非因为是心的主人，才只哭给自己听，因此阮籍的痛苦、悲哀与孤独，到此，就比杨朱更深了一步。他如果肯放过自己，原本可以活得很好的。
但是杨朱、阮籍之哭，到底政治性强了些，他们的生命里，也缺少了爱情色彩，因此他们的哭相比之下，就又都比李商隐差了一点。李商隐的那种哭，才真正通向远古，通向现代，连接天地，通向生命本身。
3
李商隐不但是文学史上一大秘，也是人间一大秘，他给后人带来无数猜测，无数歧义，从他那些晦涩暧昧神秘的无题诗来看，他可能也有意这么做。
我本身就搞不懂我自己，为什么要让你们搞懂我？你们本来就从来没懂过我，我为什么要指望你们懂我？
李商隐的一生，似乎都是由一场婚姻搞坏的，他靠令狐家提携、帮助，才得以科举及第，但是他却爱上了王茂元的女儿。很不幸，王茂元是令狐家的政敌，他的结婚，恰在令狐楚死后不久。
于是李商隐首鼠两端，见风使舵，忘恩负义，人格卑劣的帽子从此以后，就再也摘不掉了。激战的两党都觉得不齿，都不敢用他。即便他才华高绝，可以与杜牧合称“小李杜”，跟李白、李贺合称“三李”，跟温庭筠合称“温李”，也无济于事。
偏偏他还命运奇差，偶尔有几个人赏识他，也不是这个事那个事，这终于弄得他在官场上始终没有起色。
李商隐是为情而娶，并没有参与政争，跟老丈人、大舅子的关系也并不好，日子难过之时，他当然也曾做过自辩，但他的自辩根本没人理会。当时的人都看不好他，史书也从不说他好话，后来为他正名的却是王安石。
王安石看来看去，最后敲定，大秩序崩溃下，能坚持道德理想，对唐代文化、政治有大规划的，惟李商隐一人。他是晚唐政治秩序的开创者，而且还不居功，他也是晚唐唯一继承了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胸襟与抱负的人。
王安石一锤定音，趣事出现，这之后的文人竟连李商隐的那些情诗也非往政治上靠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闹了很多笑话。此事直到近代的苏雪林写了一部《玉溪诗谜》，说那真不过就是些情诗而已，大家这才不那么累了。
但是皇帝的新衣脱下又怎么样呢？大家又都踩着苏雪林的脚印，把李商隐的诗尽往情字上靠了。诗人是真实与文学的诗人，李商隐与女道士、宫女的若干情事并无实证，但大家却都非常乐意相信。李商隐的情诗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男女，李商隐全是写他自己，于是李商隐摇身一变，就由无行浪子，又变成爱情专家、情圣。
原来，爱多少人无妨，爱女道士、宫女无妨，只要你有感人的诗句，那就都无妨成为情圣的，
可是真实的李商隐什么样呢？
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有的，但相对的真实，一定可以有。首先，李商隐肯定是有政治理想与抱负的，只可惜他一生都不得志。李商隐这条路的堵塞，不仅因为自身的厄运，还因为环境、情境的综合制约，甚至于神秘未知的自然之力，它们浓厚如雾，密结成网，笼罩一切，绝难冲突，于是李商隐当然就不免要将自身转向另外的安顿。
文学是一条出路，爱情是一条出路，宗教是一条出路，但是这些路又怎样呢？文学只是一种寄托，诗解决不了现实问题，有唐以来，诗人们只有一个高适过得滋润；爱妻很早就已经去世，人留不住，爱情也留不住；宗教有时候也很虚幻，不然李商隐不会又佛又道——这个世界上看上去竟没一样可靠。
一面怀有政治理想，一面对政治绝望的李商隐，其实对爱情的态度，也呈现出矛盾的两端，一面向往爱情的真实、永恒，一面却完全不信任。
韩凭的爱情故事感动中国，广为流传对吧？韩夫人自杀的青陵台在李商隐笔下巍峨、灿烂，他还曾称之为“万古贞魂倚暮霞”对吧？但是伟大的爱情象征说完，他又做了什么呢？他竟来了一句：“莫讶韩凭为硖蝶，等闲飞上别枝花”。
他早就“直道相思了无益”了啊，何曾只有“春蚕到死丝方尽”？
钱牧斋评李商隐，曾经说：“真正会看义山诗的人——看他‘春蚕到死丝方尽’一类诗的人——不应该对爱情有向往的，就像看《红楼梦》，只看宝哥哥爱林妹妹、林妹妹爱宝哥哥，就所见甚小了。真正懂得《红楼梦》的人都会发现，在这个爱情故事里显示出来的是天地的虚空和茫茫的悲感。”李商隐无疑正是这茫茫大地，浩浩夜空的独行者。
李商隐对爱情的态度是暧昧的，迷离的，矛盾的，诡异的，这无疑与他的遭遇有关，但也一定与他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和长久形成的世界观有关。这是属于理想者与悲观者的印记，所以张炜评屈原《天问》时说的这两句话，也适用于他：
“一个人绝望之后，往往寻求性的止痛药，然而往往无济于事。”
“一个民族，一个人，当开始选择这一止痛药的时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末路了。”
末路都遭阻断，这是一种什么境况？已经不相信爱情，还不断地写情诗，感动自己，感动别人，这会是一种什么心境？
李商隐已经落水，爱情不过是他的救命稻草而已，这悲哀到此已无法描述。
所以，此时的李商隐难免就会对一切怀疑，一切悲观，尤其对生命的不可捉摸，不可掌控。所以他也就会不断地留下这类诗句：春花烂漫时，突然说“莺啼如有泪，未湿最高花。”本已经在感叹“秋蝶无端丽”，却还要缀上一句“寒花只暂香”。
他就是说神仙传壶公的故事，都会说：“壶中若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
李商隐诗中有一个词出现的频率，天下第一，那就是“无端”。像什么“锦瑟无端五十弦”、“今古无端入望中”、“云鬓无端怨别离”、“秋蝶无端泣”、“秋蝶无端丽”等等，如花落满地。这个无端，便是他最显著的特征。
李商隐的这种无端之感，龚鹏程最懂，他曾说：“无端是什么？无端就是没来由的，没有理由可说的，换言之，就是对整个世界莫名其妙所从来而兴起的一种悲哀，这种悲哀是历史上特殊敏感的诗人所具有的特殊生命的情怀。”
如此这般，那么他的人生，无疑就是无端、有端的双重结果，那么李商隐身上的宗教气息，自然就会更加浓厚——红尘俗世一旦无望，这是常有的事。
而之所以要说更加，这是因为李商隐很早就曾在玉阳、王屋二山学道，他的忧虑气质、佛道之心仿佛天生，他的“无端”之求，以及对生命巨大而深切的关怀，在厄运未来之前，就已经有了。
李商隐的宗教生涯，有两件事特殊不同，这最能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
第一：别人的向道向佛，是为长生不老，超越生命恐惧，追求极乐，功利心极强，而他不是。神仙之境他当然也很向往，甚至还自以为自己很有神仙气质，但他那神仙却可能只代表某种境界，神仙本身，他是不信的，曾一再质疑、挑战。
比如他写西王母：“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西王母曾经祝福穆王，“以子为寿”，但穆王却死了。八骏再快，穆王也来不了了，你还说什么神仙，什么长生不老？
第二：李商隐晚年转向佛教之时，却是唐武宗灭佛之时，唐朝佛教最衰微之时，这种事非大虔诚、大英勇绝不可为。更重要的是，那时的道教佛教斗争激烈，几乎水火不容，他偏偏只管两家都信。
李商隐当初因为婚姻，就背负忘恩负义之名，令朝中两派都对他不齿，这一次，他又是两头不讨好，只管两头不讨好。那么，这说明了什么？
无端，没来由，没理由，天生对生命有无端忧虑、质疑、探求，这自是一种伟大的气质，人类长大的基础，人类的来路与出处。李商隐和杨朱、阮籍，归根结底，都只对神渺的世界，深奥的生命，灵魂的安置着迷，他们作为政治人、文学家、思想家、学者，从来是为自己活，也是为别人活，为世界活，他们不管遭遇了什么，如何孤独痛苦悲哀，都不曾麻木、苟活、变质，他们哪怕到了晚年，也还在求真，求道，寻路，他们开始不只是为个人现实利益，最终更早已不在乎现实利益。
人类社会与生命的无限丰富、复杂、真实、虚幻，透过屈原伟大的《天问》，呼啸而来，宗教本关乎天地人的全部，那也是一部《天问》，李商隐的由道教转佛教，亦道亦佛，这既是又一种末路挣扎，又是新的探求，新的拯救。屈原《天问》的关怀、无端，宏大而没有尽头，其根本所求并非自身安宁，而是永世的解决、改变，他们这类人的伟大在于此，孤独、痛苦也在于此。
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原本就是人类的代价。
这里当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成功，根本不可能成功，但重要的却并不是成功，永无休止的设问与探索本身就已经是巨大的成功，所以李商隐们的悲剧性格、虚幻感，怎么说，都是一种卓越的特质，一种巨大的心力。
悲剧性格也是一种沉迷性格，他们这种人的历史，永远都不会是愉快的历史，但历史的愉快，却一定由此而来。
这具体到李商隐的全部，便是：
政治不可靠，神仙不可靠，爱情不可靠，得到即失去，美丽即衰败，一切都那么荒谬，那么难以确定，李商隐即因此而哭——“东西南北皆垂泪，却是杨朱真本师。”他虽然自比杨朱，却把杨朱这歧路彷徨，歧路痛哭的意象几不知扩大了多少倍。
李商隐的哭，更多是来自生命之爱，关于生命本身，所以龚鹏程才会说：“李商隐的诗是人生普遍性的悲哀，这种别离是与一切美好事物的别离……李商隐对时间飘忽的感觉非常敏锐。”
因此，杨朱的歧路之哭，是十字路口错半步就可能差之千里、万劫不复的痛苦焦虑所致，是对于歧途的恐惧焦虑所致，是因人生无常，歧路离别的伤感、伤痛所致，阮籍之哭，则干脆是环境恶劣，可能有限，根本没有路。而政治、宗教、情感一概探过的李商隐，具有非常自觉性的李商隐，却是因为穷尽眼前所能，满眼虚幻而哭，因为极爱而哭。
但是他却依旧在这四大皆空中寻找各自可能，不死不休，别人是一面热爱生活，一面不想活了，他是一面不想活了，一面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真理，热爱世界。
张炜评屈原，曾说：“伟大的关怀才有伟大的迷惘，无穷的追问才导致了迷惘。然而这迷惘，比起墨写的历史却显得更加睿智和清晰，而且光华四溢，美不胜收，天地万象囊括一体。”
同样的，伟大的活力才有伟大的痛苦，高端高洁的追求才导致了绝大痛苦。如此，这哭声所体现的，便正是生命的轰轰烈烈，蓬勃不屈，灿烂光华，人类历史孵化、再造的来路。因此，这史上三大男人之哭，总而论之，最终体现的便是这种意义：
他们只有心情的荒凉，而无心灵的荒凉，虽个人遭遇不堪，目光投注的却仍是整个世界，虽不免悲观、失望，但理想性永在，他们追问的人生，远非现实功利那么简单，他们的处理方式，其实有特别的着陆点，他们是为自己而哭，也是为世界哭，为理想哭，为美好哭，他们的哭，归根结底，是不甘，是为了自己和他人更好地活着，为了世界更好地存在。
如今经常看到有人问，我们为什么没了真正的大师？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已经失去了更高的关注点、投注点、好奇心、想象力、理想、情怀、关怀、浪漫、悲悯，成了技术产品、功利机器、蜗居动物，惟从之于风，不再是火。
崇高辽远的设问、探求不再有，“东西南北皆垂泪”不再有，历史的绝响，居然是三个男人的哭。男人之哭，非由阮籍而尽，难道可由李商隐而尽？这从个人遭遇，时代遭遇来说，或许是好事，但对整个人类来说，却可能是一种萎缩。
“哭起来吧！”这样说当然是一种病态，但“时间可以抹去大地的创伤，却抹不掉心头的恐惧和疑问”（张炜），未知永在，矛盾永在，选择永在，美好的追求、得失的反复永在，歧路彷徨永在，安顿的需要永在……它们环绕千古，躲不掉的，人到底不是鹌鹑。
我们不能“无端”，至少可以“有端”，不能高远，至少不该下沉。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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