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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创造的那套“逆向金字塔操盘法”，最关键的环节，是对于止损线的把控，也就是马主管常挂在嘴边的“割肉”。无论是涨，还是跌，到达法则里规定的止损线后，一律都要平仓。
这就好比我在一片田地里割麦子，明明头上晴空万里，但法则给出了指示，需要立刻收工回家，我就不能再挥动一次镰刀了。或者，暴雨突降，我认为自己可以把手上的麦子带回家，但法则告诉我扔掉，我就得毫无顾忌地把手松开。
这件事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比登天还难。实施法则的第四天，我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失误，止损线的信号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我迅速地算了一下，需要割掉八百多块钱的肉，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平了仓。大家以为我疯了，他们觉得这可能只是一次小小的回调，不必大动干戈。但我对此无怨无悔，我告诉自己，一定要遵守法则。马主管不停地在我身边点头，说：“你小子可以，对自己够狠啊！”
然而大盘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却对我进行了轮番轰炸，风调雨顺的日子不再有，但我依旧雷打不动地严格按照法则执行每一次平仓。在这期间，一多半的人早已把自己当初那一万块钱赔个精光，有的拍屁股走人，有的继续又冲了一万进去。
而我那时已经摸透了公司的套路，他们只是利用我们这帮人的频繁交易，从中收取手续费，公司才是稳赚不赔的赢家。这些所谓的专业导师，除了在我们身边呐喊助威之余，也没起到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平日和马主管的聊天中，我得知他在来这家公司之前，每天出入最多的场所是棋牌室。
按法则操盘的一个月后，我手上的现金已经所剩无几，眼看又要交房租，我觉得自己应该和这家公司说再见了。那天我早上刚要出门，猴子打来了电话，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的大学同学得了脑瘤，正在北京住院呢，急需用钱，大家都在捐款。我举着手机，听着厕所里马桶的水声，在半开着的门前站了好久。
去公司的路上，我对自己说，今天要赚出来一些，把当初的押金和多出来的钱弄到手，然后就不干了。开盘后，我拼命让自己集中精力，不去想其他的事，可越是这样，那些声音就越是刺耳。
房租，脑瘤，捐款，押金，挣钱……开盘一小时零五分，我没能在法则规定的第一时间入场，我的心开始变得慌乱了起来。我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胸口，告诉自己这不是逃避的时候，有那么多的事在等着这笔钱。我不断地深呼吸，买入了第一匹，第二匹，第四匹......K线走向判断失误，止损信号出现了。我捋了捋头发，按下鼠标，割肉。
由于时间紧迫，我再次入场，没过半小时，止损信号又来了，我只能继续割。到中午时，我账户上的数字掉回了四位数。我想，我还有时间，剩下半天的功夫完全有可能逆转，然后立马就辞职。
下午刚开盘，K线就进入了跌停状态，马主管感觉有些不对劲，建议大家今天就此收手。我说我不能收手，我还有自己的打算。再次开盘后我连忙入场，继续开始疯狂地买入，K线持续下走，我仓里的匹数越来越多，我对自己说，只要反弹，今天就会大赚一笔。
然而止损线第三次在我眼前晃起红灯，我瞧了一下账户，只有两千块钱了。
马主管在屋子里到处告诫其他人赶快平仓出场，说今天的大盘太奇怪，可能会有更可怕的事发生。他小跑了一圈后来到我身旁，淡定地看着我，问道：“你早就平仓了吧？”
我盯着电脑屏幕，一动不动地说：“没有”。
他突然把手按到了桌子上，身子往前扑了过来，就快要挨到我的脸上时，又问：“你不是给自己定了止损线了吗？你不是有法则吗？”
我点着头，说不出话来，因为此刻的K线正以惊人的速度往下掉，大盘再次跌停。其他人已经关掉了电脑，准备提前回家了，而我则仍旧坐在电脑前，两手捂着头。那些让我心烦的声音又笼罩着我的耳旁，房租，脑瘤，捐款，押金，挣钱……
过了半个小时，马主管告诉我别等了，大盘不会开了，这个合约倒闭了。我抬起头，问他什么叫合约倒闭？他说就是没法玩了，明天得重开一个新盘了。我问那账户里的库存怎么办，他说只能算强行平仓，里面剩多少钱就算多少，没有起死回生的说法了。
我点开自己的账户，发现里面还有七十六块四毛钱。于是，我终于清醒地明白了自己都做了什么。我把父母的血汗钱拿来赌博，然后我好不容易掌握到了一些技巧，却违反了自己制造的法则。
我走出公司时，感觉自己脚下的路变得十分松软，就像光着脚走在沙滩上。四周的建筑也在慢慢地旋转，这让我想起了在那个房地产中介扫街的日子，可现在即便猴子再给我一块石头，我也仍不到五十多层的窗户上了。
我来到望屿河岸边，一屁股坐在了石阶上。河面结了一层满是灰尘的冰，一艘破旧的渔船横在上面动也不动。远处的桥面上车水马龙，我想那里一定很吵闹。整个屿东城的人们好像都在走走停停，忙碌着自己的事情，似乎只有我坐在这里没完没了地打发着时间。
我拿起手机，找到了猴子早上发过来的捐款信息，往里面转过去二百块钱，没好意思留下名字。紧接着短信提示我，银行卡里还有六十几块钱。转天，房东过来收房租，我说不租了，还有一周才到租期，到时候就搬走。他说可以，但是押金就不能退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当初签合同时，定的可是一年的时间，现在算我违约，按照规定要扣掉押金。
我盯着他手上的白纸黑字，想骂街也骂不出口。随后他去查了电表，夸我很会省电，我苦笑了一下。接着他又去查水表，却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回头惊恐地看着我说，小南，这两个多月你都干什么了？开澡堂也没有这么费水啊！足足三百吨！
我咽了咽唾液，让他再仔细查一查，他突然让我别出声，然后我俩脸对脸，眼珠四处转着，一阵阵熟悉的声音钻进了耳朵里。他猛地回头，看向了马桶，大喊：“就是这吧！”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些天里马桶一直在不停地漏水，我却完全没在乎它。
房东掏出了手机，玩命地在上面按着计算器，半晌，他告诉我，得补缴三千多块水费。我无奈又给妈妈打电话求助，给我转完账后，她给我发来信息，说赶快回家吧，大城市不适合我。
后来，我得知同学的手术费凑齐了，大家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去帮忙，可我，却连去北京的火车票钱都买不起。半年后，我又得知同学还是没能留住性命，临走前，她已神志不清，听到她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对不起自己的爸妈。
我消沉了一阵子，决定重新去找工作，找一份不坑人也不坑己的工作。并且打那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任何靠运气来挣钱的东西。
佳恩表情凝重地看着我，说：“这段经历也太沉重了吧？”
我轻描淡写地回：“确实，我整整做了一个月的噩梦，总是梦见那个同学。大学时，她的琴房就在我隔壁，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可在她病危的时候，我却除了盯着那个该死的K线图以外，什么都做不了。”
她又安慰道：“可你也有你的苦衷啊。”
我摇了下头，苦笑着说：“所有的冤枉路，都是自找的。走不过去，是灾难，走过去了，就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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