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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人都不爱吃西兰花，但无论是她，还是我，每次去超市买菜都会带回来一颗，掰成小朵，烫熟后摆在某盘菜的边缘。
晚上九点，闷热，空气介于污浊与重度污浊之间。
我和手提箱站在商贸中心五号街旁，公交站台处。左侧立着一面底部布满暗黄色油渍的LED广告牌，闪映播送着样式简约的洗漱用品广告；右侧是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和一个稍大点的女孩，女孩牵着一只狗。男孩穿蓝色T恤，胸前绘有卡通蝙蝠图样，女孩穿绿裙和圆头白鞋子，狗是纯黑色小型犬。孩子们很安静，狗也很安静，我也没有出声。三十万粒相同大小的杂色金属球正在不断撞击我的颅骨内壁，往复进行不规则运动。
我站在这里的唯一目的是——回家，我已经站了太久，膝盖早已僵硬，腰椎开裂的声音不绝于耳，我需要平躺一会儿，最好是躺在地上。为了维持体力能够再站立片刻，我只有不间断进行片段式思考，思考让我忘记了早已行将就木的肉体。
眼前这辆公交车满身伤痕、浑身颤抖，像头濒死的巨兽，迈着沉缓的步子迎面走过来了。我的大脑的靠近耳根的某一部分开始飞速运转，调动残余的全部活力思考起一个问题。
它的油箱容量有多大呢？
隔着一层铁皮我看不到，大概能装一百升汽油吧？不，应该不止，我必须抓紧时间算一算，因为至多再过五秒，它就要靠站停下了，那意味着我只能中断思考，开始上车了。车厢目测有十二米长、二米五宽、三米高，那它的体积就应该是九十立方米，按照体积乘以密度......
错，错了！公交车内部绝大部分是空的，就算载满了乘客也不能将其视为质量分布均匀的实体。时间已经过半，我的脸开始发烫，思维开始分散，就这样，又过去了一秒，可是我仍想挣扎一番。从侧面能看到车轮个数，前二后四，此种圈径的轮胎至少能承受三吨负荷，六个总共十八吨，相当于十二台中型轿车，轿车油箱容量是？
等等...等等...还没得出结论！
无可奈何，一个没注意，刚刚的思维就从缝隙中溜走了，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番思维的建立，起因是另一个问题，公交车停下后，我应该右脚先踏上车还是左脚先踏？
这取决于我用哪只手来提沉重的手提箱，如果右手提，那么就要先迈左腿，反之亦然，要不然，随时有可能会失去平衡，不过，右手要用来投硬币，那么只能左手提箱，先迈右腿。随着类似蒸汽释放的声音，车门轰然打开，我抬起右脚，轻轻落在车内。
网球鞋的鞋带泛着灰色，上次穿它，在一个月前。记得穿后洗过，为了避免鞋面发黄，还特意用纸巾覆盖了一层，可能这一段时间走路太多了，鞋子也苍老了几岁。
硬币落入钱箱时叮铃哐啷的声音把我拉回到了现实中，提醒我挡到后面要上车的乘客了。并非有意，非常抱歉！我拖着箱子快步走向车厢后方角落处的空位，像个受了委屈，头一次离家出走的小男孩，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
窗外缤纷的光线在流淌，我也不争气地淌下泪来。
车启动了，共有七名乘客，除了我之外，都在埋头专注于自己的事情，谁会在乎我呢？谁会在乎一个陌生的男人是否在哭，他的人生是否还有希望呢？就算窗外的人晃到一眼又何妨呢？我们只有一瞬间的缘分，和那些持久的缘分一样，片刻间就会蒸发得无影无踪。可是好端端为什么要哭呢？
对不起，我说了谎，保持思考根本不是为了什么肉体考虑，这理由太拙劣，我只是不想这么丢人地哭出来，三十二岁的男人这么容易便哭出来未免也太可笑了。只是有些东西，它无孔不入，神经稍一放松，它就立即侵入，搅得鸡犬不宁。连续三天，我一直采取片段式思考的策略，果有成效，脑袋里塞得满满的，它自然没有得以栖息的空间了。
要说是什么东西一直在搅扰我，很复杂，相当复杂，其实不能够用“搅扰”这个词，因为它原本就是我应该面对的，也许是每一个人都将会面对的，只是对于我来说，它来的太早又太过喧闹。
何必打哑谜，其实是两句话困住了我，像钢铁牢笼一般，我找不到打开它的钥匙也不准备去找，因为我知道钥匙根本不存在，让我为难的是如何在牢笼中继续生存的问题。这个问题使我太过于疲惫了，可我又不得不去想它。
“盘子里的西兰花大概就是嫁给你的意义吧。”
这是母亲病情变得不妙时，晚餐中，妻子不经意间说出来的那句话。对于每一句脱口而出的话，我都具备一种异乎常人的解读能力，并不是从修辞、涵义甚至是说话人的语气上来判断，仅仅是一种直觉，直觉能把它归入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范畴。
对于这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类似于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没油了，凭着惯性还能滑动一会儿，但注定要停下了。我放下筷子，盯着盘中那两颗萎靡的西兰花，猜想妻子想要表达的意思，我不能直截了当地问她，因为无论理解与否，某些话一旦赤裸裸地表露出来，破坏性也会跟着成倍增加。
我们两个人都不爱吃西兰花，但无论是她，还是我，每次去超市买菜都会带回来一颗，掰成小朵，烫熟后摆在某盘菜的边缘。这是我从电视节目中偶然学到的，试验了一次，妻子说，稍加搭配，整盘菜看起来都不一样了。不过餐后，它总是完整无损地躺在垃圾桶中，伴着残羹剩饭。
我想起与妻子刚认识时，她就很喜欢花，各种各样的花。耗尽一周薪资的玫瑰，路旁促销打折的百合，河畔随手折下的野菊，都能让她的眼睛里焕发出同样光亮的神采，我隔三差五就给她带回来一两朵，我喜欢看着她瞬间变得像个孩子。
婚后的日子波澜不惊，我们过着与自身经济状况相匹配的生活，可矛盾总是无声无息地开始滋生，一成不变的日子就是其最好的温床。
她在浪漫的幻想中沉迷，我却日趋一日地向现实妥协，直至五体投地。我开始对她感到莫名的厌烦，厌烦她的自私，厌烦她在收获短暂的美好时对生活真相视而不见的幼稚，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我已经记不清多久没有送过她花了，至少有两三年。妻子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失望是慢慢叠加的，失望于我的冷漠，失望于我的性格中不具备吸引力的一面的逐渐显露。
和我一样，她也有一套自我麻痹的方式，她开始变得市侩，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一颗腐坏的洋葱当众争吵到面红耳赤，日常开销通通记账均分，所有事情都从利害层面定性，她在接受了所有不堪的同时埋葬了那颗原本只能感受美好的心。
毋庸置疑，是我把她变成了如今的这般，我原本娶她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只是为了让她一日三餐地伺候我？或者作为我的附庸，永远理解我的观点，跟随我的步伐？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一纸证书到手后，我就全然以另一种方式对待她了，我声声必言家庭，用家庭当作锁链捆住了她，残酷地要求她事事为了家庭的利益，实际上也就是我的利益着想，她再也没有获得属于自己快乐的自由了。
可她同我一样，是个活生生的人。面对这些，她总是选择默不作声，我看到过她在厨房中忙碌时，偶尔停顿片刻，定定地望着窗外的天空，看着她孤零零的背影，我曾有过一丝愧疚，然后引用某种角度的正当性，原谅了自己，这就是我的自私。
这句话像扎入皮肉中的一根刺，越是想，它就扎的越深，直至深入我埋藏在最深处的自私，这自私否定了一切美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病程后期，可能会很痛苦。”
第二句持续折磨我的话，是在母亲坚持回家时，医生招手悄悄告诉我的。母亲已经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我眼看着她日渐消瘦，那天，她招手让我到她耳边，告诉我，如果回家的话，她会很高兴的。妻子并不同意，冷冷地撂下一句，“不可能。”，我告诉母亲不行，她轻轻点了点头。
为了减轻肉体上的痛苦，我剥夺了母亲生命中的最后一丝快乐。
我想到了她操劳的一辈子，满是痛苦的一辈子，我怎么能再让她承受哪怕一点点痛苦呢，为了她也是为了我。母亲对于儿子的意愿从来都是不假思索地加以维护，这是她最后一次为了我，改变自己了。
母亲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对于父亲的责难总是不声不响地全部吞下，有时候我把她视为畏畏缩缩的典型，和我身体内遗传自她的那部分一同成为了我加以排斥的对象。
十三岁，我到处逞强斗狠，经常衣衫不整地回家，有一天情况更甚，我的眉骨裂开了一道一寸长的口子，血从耳朵流到衣服上，浸染了整个肩头。母亲看到我，表情没有明显的变化，她解下围裙，拿起沾满面粉的擀面杖，走在路上，像擎着一面旗帜。在网吧，街上混的小子们围作一团，我没想到母亲会直接抡起擀面杖，打破了带头混混的额头。回家的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我看到她的肩膀在微微颤动。
相比与母亲，我与父亲之间的话更少，经常发生冲突，关于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的原因，我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我只记得我拿起啤酒瓶砸向自己的头时，父亲一瞬间变得黯淡的眼神。
我光着脚踩着一地的碎玻璃夺门而去，恍如怒吼的斯巴达克斯，一种莫名的激情在心里猛烈燃烧，我要做的就是毁灭我自己，来验证在父亲心中是否对我还有一点点感情。我浑身像是充满了取之不尽的能量，漫无目的地走向炙热的沥青路，穿过布满荆棘的杂草堆，翻越形如孤岛的铁路桥，双脚传来的痛感激荡着我的灵魂，让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那一夜我可能走了有二十多公里。
我知道母亲一直在跟着我，父亲一直在跟着母亲，我像一条躲避追捕的鱼，灵活地钻过各种空隙，直到看见他们茫然地站在分岔路口，四处张望。我躲在角落处享受着自己的委屈，咂摸着一阵阵不谙世事的孩子通过毁灭创造出的快感。
最终饥饿战胜了我，两天后，我像只流浪狗一样钻进了家中，母亲收敛起她一闪而过的惊讶，走过来脱下了我的脏衣服，放了一盆洗澡水，我注意到她的胳膊上系着一条黑色的带子，她没能见外公最后一面，往后的岁月里，她额前深如沟壑的皱纹中有一半都是为外公而长出来的。
在我患抑郁症期间，母亲辞掉了工作，拖着一个行李箱，住进了我的单身公寓中。她不知道该如何与我交流，只是陪着我一起吃饭、散步、发呆。我经常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她也变成了哑人，我一直盯着窗外的鸟看，她也长时间看着窗外的鸟。当我发病，歇斯底里的时候，她只能轻抚我的后背，苦涩在她的心里酝酿，她不会表露分毫。
我和妻子难道不是同样的人吗？我们都在不厌其烦地寻找一个证明，寻找那抹火光，为了寻求它，我们耗尽了身边人的全部心力，像母亲这样的人，旅途中有我，是她这辈子的命运。我想着我们下辈子不要再相遇了。
这些事在我的脑海里，一直重复播放，千遍万遍，痛苦和快乐不断杂糅交织，遗憾扼住了我的喉咙，在绝望已经不可避免地即将降临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感受它。
“终点站已经到达”
车厢响起了毫无感情色彩的女声，我抱起箱子，踉跄地走下车门。蝉鸣的声音此起彼伏，每次临到即将爆裂的边缘又自动收回，它们这样叫一整夜难道不会力竭吗？我知道它们在等待一个机会，能够吟唱至最高点，突破以往所有练习，然后就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我跨过自路旁垃圾袋中蜿蜒流出的污水，掸落落在肩头的枯叶，走入这片老旧小区的其中一个楼洞。
楼下那个叫孙婧的女人又在打孩子了，男孩刺耳的呼号声中有三成是真的，七成是刻意的；对门做钢材生意的男人似乎发现了新的乐趣，发出与两天前、三个月前毫无二致的粗野笑声。我背过手拉上了门，把它们都锁在了外面。
妻子还没有睡，我看到她的房间还亮着灯，我把箱子放在地上，从厨房接了杯自来水一口喝下。
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把窗帘吹得浮起又落下，惨淡的月光在房间里晃动，我已经没有力气管它，用脚蹬掉鞋子，平躺在地毯上，睡虫急不可耐地切断了神经连接，一切落入黑暗。
醒来时，已是凌晨三点多，妻子房间的灯早已熄灭，厨房里传来啪嗒啪嗒的滴水声。我爬起身晃悠着走过去关紧阀门，清醒的滋味实在不好受，我开始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母亲说箱子里放着对于她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留给我们做个纪念。
借着月光打开箱子上的锁扣，里面满满当当装着我熟悉又陌生的东西。几件我小时候穿过的校服，深绿色的那件是小学时的，左右袖管肘部各有一块苹果大的补丁，是因为我偷偷抽烟在左袖烫出一个洞，母亲找了一块颜色稍浅的绿布缝的，我把右袖相同位置扎破，学着她的样子又缝了一个，缝的像只畸形乌龟。我穿上向她展示说，“这样就对称了”，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如此开心地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箱子侧面卷着几张泛黄的画纸，第一张上面是一枝照着盆栽描的牡丹花，盆栽在教室角落失去了颜色，班主任吩咐我放学后扔掉，我转送给了母亲，虽然她精心照料，也没有活过一周。第二张画的是狗，是我的第一只狗也是最后一只，养了两年后走失了，不知道变成了流浪狗还是被人毒死了。我和母亲连续找了三个月，在小区里、野地中，上下学的路上，那段时间都能听到我们的呼唤声。我凭着记忆画了这幅四不像，不过重要的特征还是齐全的，头顶上丁字状的黑纹，细长的四肢，掉色的鼻头。第三张是母亲的画像，是我用自学的素描手法画的，耳朵有些不对称，脸也显得有点短，画的过程从下午持续到了傍晚，母亲一边忙活做饭一边抽空坐在椅子上充当我的模特。夕阳金灿灿的，透过狭窄的窗口探进昏暗的厨房中，照在她的脸上，我不自觉地冒出一句，“妈，你长得真美”，不知是光线的晕染还是什么缘故，母亲的脸变得有点红。
回忆如水，在如梦如幻的往昔中流动。
我看到衣物底部压着一个圆形塑料盒，不知道是什么。伸手抓起，上下突然分离，盒体掉落在地板上，盒中的围棋子散落一地，棋子中混着一条珍珠项链和一封折叠成三角状的信纸，展开后是母亲的字迹。
我端来台灯，一字一句看着，这是母亲最后的话。
“正攀，我离告别人世已经不远了，你和情远要好好过日子，不用觉得对不起我，是我应该谢谢你，谢谢情远。我这辈子所有的快乐都是你们带给我的，因为这个病难受的时候，我总是会想一想过去的日子，想你小时候，想你慢慢长大的过程，想情远对我和你爸的照顾。
有一件事情在我一直放不下，就是不知道你的病是不是真的好了。
你生病的那些日子，我不认为是段难熬的时间，能够和你朝夕相处那么久，知足了。我们一起下五子棋，我不会，你一点一点教我，我总是输，你故意让我，我们一下就是整整一个下午，这游戏真的很有意思啊。我大多数时间都没有感觉到自己活着，就是这些时候，在你身边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活着。
认识的人包括你爸，都指责我太过于溺爱你，我不后悔，你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再让我选一百回，下辈子我还是想要做你的妈妈。你爸给你订下了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是他的表达方式，我对你的百依百顺是我的表达方式，情远对你的苛责冷淡不代表她对你没有爱，如果没有爱，我们早就散了。
这条项链是情远在一六年母亲节时送给我的，我一直像宝贝一样收在匣子里，代我把它留给情远，妈妈永远感谢她。”
折起信纸，我湿着眼眶看不清任何东西，但我知道情远站在我面前。
“吃饭了吗？”她问我。
“没有。”我回答。
情远端着一盘咖喱鸡，盘边的两朵西兰花如此鲜翠。
——江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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