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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结束了，过几天也就都要开学了。
朱振兵打电话来，说是开学前聚聚。难得，这次梁晓没有理由拒绝跟于凡一起回家了。
于凡拎了梁晓的包，准备先送她回家，再去找朱振兵。两个人踏进家门时，恰巧朱振兵也在，朱振兵见他们两个一起回来并没有什么意外，反倒是梁老师对于有个“男”生跟他的宝贝女儿一起回来，还是有些“戒心”的。他打量着他，几年不见，这个人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男生了。
“吸烟吗？”
“不吸。”
“真不吸？”
“真不吸。”
“喝酒吗？要不要喝一点儿？”
“不喝。”
“真不喝？”
“真不喝。”
“也好。嗯，不吸烟不喝酒，好！那你的创作灵感从哪里来？”他记起于凡是个艺术生。
“从……”
这时候，外面又来了几位客人。
是老支书，他早已经退下来了。跟着他的是继任的村支书还有村长。
老支书在门外就开始喊：“梁校长，梁校长，来来来，来一起商量商量对策！”
“啥事儿？怎么啦？”
“这咋弄啊，合村，满地的西瓜都要烂掉了。”老支书摊开手，一筹莫展，旁边两个人也是同样表情。
朱振兵问：“老叔，怎么个事情啊？”
“对对对，对了，你们几个都是大学生，一起参谋参谋，看看这事情咋弄，是这么个事儿啊……”
“老叔，坐下说，坐下说。”朱振兵拿了把椅子，顺手帮他点了支烟。
“是这么个事儿，早些年呢有个侯乡长，号召农业走专业化、产业化的路子，咳，也不是他号召的，是上面号召的，他提议没多久就调走了，没展开，又来个马乡长。马乡长到渤海考察了一番，觉得人家农业专业化搞得确实不错，回来给咱们也搞了个专业化。搞什么呢？他请了些专家来看看，说咱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西瓜，好嘛，别的不让种了，都铲了，种西瓜，咱们这是示范基地，光附近这几个村子就有上万亩西瓜。好家伙，西瓜种下了，这个乡长调走了！正收西瓜的时候没人管了！今年又丰收，又赶着下雨，两毛钱一斤，二百块一车都卖不出去！”
梁晓说：“怪不得我们刚才回来的时候，有人在路上摔西瓜，乡政府的门前还堆了很多西瓜，大门都被堵住了。”
“梁校长，你说这咋办？你们都是大学生，都想想办法，一起说说咋个办。”
“新来的乡长怎么说？”梁老师问。
“新来的乡长不管，开会说了，他说西瓜是马乡长让你们种的，没有理由让下届政府背黑锅。让他出来负责，他给你们找的什么专家？这个地方低洼地，根本就不适合种西瓜，计划着让我们改种山楂树呢。”村长说。
“真是一群混蛋！”梁晓和于凡对望了一眼，齐声说道：“流氓。”
“这些当官的，没一个负责的，都该杀。”
“就是！把他抓回来，卖完西瓜再调走。”梁晓说。
“好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支持你去抓人。”于凡说。
“你俩真是的，政治觉悟太低了。小朱你说说。”梁老师道。
“他俩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是应该建立官员的终身负责制、问责制，让他们不敢乱来，不过这个路子很漫长。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现实意义，重要的是我们出产的这些西瓜怎么销出去。”
“有道理，继续说。”
“大家都挤在清河卖西瓜，肯定卖不出去，价格也上不去。得走出去，到周围的乡镇去，到城里去卖，到不产西瓜的地方去卖。”
“小朱说的有道理，真不愧是梁老师的高徒。”支书说。
“你俩看看，向小朱学学。”梁老师说。
“我那不是讲笑话嘛～我还没来得及想嘛，对了，长生叔是不是在县里工作，可以给他写信帮帮忙吧？”她说的长生叔，是村里早年出的大学生，现在县里一个什么发展委员会工作。
“根生叔好像也是？在个什么促进办公室工作。”朱振兵说。
“唉，现在这些什么办什么委的临时机构真多！”梁晓说。
“不是临时的，是固定的。”村长说。
“固定的啊，这么多政府机构，也不办实事儿，得浪费多少民脂民膏啊！”于凡说：“政府就不该制定什么产业政策，不该干涉经济，现在不是说改革开放、自由发展了吗？”
“就是，官员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因地制宜，一有事就找专家，一出事就把责任推专家头上，一换人就更麻烦，政策不连贯，也不持续。”梁晓说。
“跑题了，跑题了，先想想怎么卖西瓜。”老支书说。
“对啊，我也想了，把西瓜运到东北去，那里不产西瓜。”于凡说。
“哎，这个好歹还靠点谱。”梁老师说。
“这样——”梁老师准备总结，“大家把想得到的咱村出去的名人都说一下，我记录着，明天分头打电话、写信、拍电报，联系他们帮忙推销，尤其是能出省的最好。富国——”富国是新的村长，“富国你到大家屋里串个门儿，都知会下别去乡政府闹事儿，没有用，我给市里、省里还有报社，写封信反映一下、报告一下，让他们重视重视。”梁老师还是相信笔杆子能够救国的。
撇开梁老师上书、联系外地做官的同学、老乡，张罗外销不提。
大家散去之后，梁晓喜滋滋地从背包里拿出一幅画，要钉在自己房间的墙上。
“谁画的？”梁老师有些明知故问。
“他画的，他送我的！”梁晓傻呵呵地回答。
她的言语里飞动着一种情绪，那情绪狠狠地挠着梁老师的心，不痛，却痒得难受——
女儿长大了。
(图片来自网络搜索，版权归属于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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