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英语老师

我的高中英语老师

上大学前，我是在淮南五中的英语小班学习的。小班名副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间教室，在一楼，里面拥挤地放了十张课桌，其中一张是我们老师的办公桌，上面放着红蓝两色墨水，一本英汉双解词典，还有整齐堆放的英语作业本。正对门是一块经常留有粉笔字的黑板。不是因为学生懒不擦黑板，而是老师故意留着一些古诗，不允许我们擦。这些诗通常是老师自己挑选并亲自抄写在黑板上的。他说，我们不只要学好英语，还要提高汉语，而提高汉语的有效途径就是背诵经典诗词。

老师的字写得很周正，不像英语老师的字，倒像语文老师的字。

记的某次，老师发现我的作业本快用完了，就送了我一个英语练习本，上面已经为我写好名字，字体遒劲潇洒，好看极了，让我每次做作业的时候都有一种感动。

老师姓任，名德华，男。

我原来不知道“任”姓，一开始还把它读成了任务的“任”，闹了笑话。

英语班的学生只是学英语的时候或者没有别的课的时候到小教室去，上政治、语文、历史等课程都是到楼上的文科大班学习。小班学英语的时间是大班上数学的时间。当时报考英语专业的学生不用考数学，而考其他专业的学生可以不考英语。

整个高中阶段，我从任老师那儿受到的英语训练最多，也正是在任老师的教育下我的英语才有了明显的进步，为顺利通过高考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任老师实际上并非英语专业出身。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大学时他学的是俄语，毕业后因政策改变，学校急需英语老师，他就自学了英语，成了英语老师。不过，他教英语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非常有效，以至培养了不少考取重点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也由于有一定的声望，有些当权的人，为了孩子，会在学期开学前开着公车去家里找他，希望他能让自己的孩子进英语班。

任老师上课与一般英语老师不一样。他不是由生词而课文，由课文而练习地进行“系统”教学。他说，既然你们都是英语班的学生，你们就应该自己学单词，查词典，而不应该指望老师带读单词、讲解单词。他并且向我们推荐放在他办公桌上的双解词典，说它是公用财产，谁有英语单词方面的疑难谁自己从上面查。

任老师上课的主要重点是课文和试卷分析。不过，进行课文分析的时候他也并不是每句都讲，每句都分析。他只重点讲短语和句型，讲完了就把我们赶出教室，让我们自己找偏僻的地方去反复地朗读。他不要去背课文，但却非常重视朗读。按照他的“理论”，“读”的繁体字写出来总共有二十二笔，所以读书必须至少完成二十二遍，否则不能算真的“读”了。他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从跟他开始学习起，我一直牢记着他的这个“理论”，对所学课文努力多读几遍，以至，在我整个高中英语学习过程中，我从来没背过课文，但对每篇学过的课文都有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比每天被迫背诵课文的学生幸运多了。反复朗读的好处在于，尽管没有“刻苦”地背书，但所读课文中的内容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消化了，而且记得牢固。记得有一次小测验，里面的填空题（不是选择题，而是要求根据前后句的意思直接填单词）选自一本课外读物，我正好读过，印象和语感还在，做题得心应手，甚至觉得老师出这种题简直就是送分给我。

除了课堂教学，任老师还非常关心我们的课外学习。他对课外学习的指导也很有特色，往往因人而异，非常有针对性。比如，有位女生成绩不好，在语言学习上缺少方法，又想在短期内有所突破。针对这种情况，任老师让她除了课内跟着学习高中英语，课外时间干脆用来复习初中课本。由于任老师指导得当，当年该生顺利地考取了一所专科院校的英语专业（当年指1982年，高考录取率只有10%）。

当然，我也从任老师的课外指导中获益菲浅。举个例子，某天他发现我在被动语态方面概念模糊，他就特意为我出了一份针对性试卷，内容全部属于被动语态，形式只有两项：选择题和填空题。通过做题和老师对试卷中出现的错误进行分析，我对被动语态的结构有了十足的了解，此后只要试卷中再出现被动语态试题，对我而言就等于送分了。

任老师是那种不怒自威的人，从心理上讲，我非常怵他。

某次，我因为有事没请假就离开了学校，耽误了一天的课。等我回到学校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老师正伏在办公桌上默默地批改作业。我站到桌边，瑟嚅地承认自己没请假就回家了。任老师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语气平和地说：“知道了。看书去吧”。

那一刻我简直感动死了，我从来没遇到过我犯了错误而不批评我的老师。心底感动的同时，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绝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

任老师让我感动的还有两件事，一件是他从我手里拿过拖把，替我打扫教室卫生。他的理由是我来自农村，不会拖地。另一件事则发生在高考第一天。那天，我起得比平时早，悠悠然地离开住处，在一家路边店吃了早餐，然后很自信地向考场出发。第一场考试是语文。语文我不担心，因为语文一直是我的长项。但是，当我到达考点的时候，却发觉自己只顾自信了，没带准考证。而我住的地方离考点有六华里的路程，跑回去再折回来肯定来不及参加高考了。眼看着学校大门却被生生地拦在外面，我的心里突然间就慌乱起来，急切得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蚂蚁。我试图向站在门口的警察解释，根本没用，他们只认准考证。就在我无计可施之际，忽然看到一位女同学骑自行车过来，尽管平时跟她没说过话，这时候却像终于遇到了救命稻草一样，我一脸惶遽地走向这位同学，开口向她借自行车。同学听明白了我的说，马上把自行车借给了我，并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

路上，由于车技不高，加之心里紧张，在经过一条小巷时，我竟然撞到了蹲在路边吃早饭的一位大娘，撞飞了她手里的碗筷。我急忙跳下自行车，涨红着脸语速极快地跟大娘解释。还好，听了我的解释后她不仅没骂我，还笑了：“快走吧。别耽误了！上了这么多年学就为这一天呢！”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挺感激这位大娘的。

我住的地方在二十中，是亲戚帮忙安排的，本来是单身教师宿舍，由于空着没人住，我和一位来自长丰的同学住在里面。从二十中到五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山坡走，近些，另一条从马路走，远些。如果从马路走的话，要经过两条大街、两条小巷。大街相对好走些，小巷因为只有两米宽，加之有行人，相对难走。好不容易回到住处，却发现门锁着，住在同一房间的那位同学到另一个考点参加高考去了。最可怕的是，我自己竟然没带钥匙。情急之下，我找了半截砖，打碎后窗上的一块玻璃，从窗格子上翻身进去，从枕头下拿到了准考证。当我踩上自行车准备离开时，一位熟人看见我，不无惊讶地问：“你还没去考试呀？这都几点了！”

我骑自行车的技术很一般，就这样忽纵忽横地往回赶。穿过第二条小巷后还需要横穿马路，这时候正好有一辆大卡车沿马路开过来。我扫了它一眼，感觉距离够远，于是歪歪斜斜地就冲到了马路中间，吓得卡车师傅直摁喇叭。

就在我不顾一切地穿过马路，沿着人行道挥汗狂奔的时候，突然，我看见了任老师，他正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我很快到了任老师跟前。他兜了个圈，掉转了车头，一边继续骑行，一边侧脸对我说：“我是来接你的。不要急。跟着我就行了。”

我和任老师到达考点时，校长和教导主任正在等我们。校长是个身材很高的干瘦老头，很威严。任老师跟校长打了招呼，让我喝了点茶水，然后把手表取下来要我戴上。“开考已经二十分钟了。考试去吧。”身后，我听到他对校长说：“他能考好！”

我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进考场的，只记的考场上很安静，安静得只有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在进门的第一张桌子上，我的试卷正空空地等着我。

刚坐下来的那会儿，我已经看不懂面前的文字，尽管，都是汉语。

大概两分钟后我才终于平静下来，开始动笔，并一口气把试卷做完。

就在我写完作文的最后一个字，还没来得及检查，考试结束的铃声骤然响起，而后，全体考生起立，监考老师开始点收试卷。

现在回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当年，如果那位大娘脾气坏些，拉着我不让走，或者，他儿子什么的家人正好在跟前，拉住我不让走，我当年的高考就只能泡汤了。再如果，不是住的地方有后窗，而我又有那么瘦的身躯，正好可以从窗格中爬进去，真不知会出什么样的结果。再再如果，在我返回的路上，我被汽车撞了，当年，不只是我考不上大学，恐怕最轻也会落下终身的残疾。此外，如果任老师没来接我，我会不会再玩出更惊险的动作？！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在任老师身边学习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且，偶尔在梦中，我又会置身于那间不足三十平米的教室，又在准备着高考。

那一届的英语小班共十八人，最后被本科和专科录取的有九人，达到了50%。这在当时是个相当高的升学率。记得当年安徽本科英语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六十六分（总分100），而我们那个英语小班没考取大学的同学也都在七十分以上，甚至有一个是八十二分，最后被某个专科院校补录了。

我们那届之后，英语小班又办了一届就取消了。接着，淮南师范专科学院英语系想调任老师过去，被他拒绝了。他的理由是他只熟悉中学英语教育，对专科英语教学不熟悉，恐误人子弟。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任老师趁出差之机顺便到了我所在的大学，参观了外语系教学楼，甚至还走进一位同学的教室，在她的座位坐了一会，体验一下当学生的感觉。因为知道任老师的专业是俄语，我让同学把俄语课本找出来，递给任老师。任老师颇有兴趣地翻看了这本由北京外国语大学编写的俄语书，还即时朗读一篇课文中的几句话。我的二外是法语，对俄语不熟悉。我开玩笑地说，俄语听起来像鸟叫儿。任老师缓缓站起身，看了我一眼，有些不悦地说：“把俄语读得像鸟叫那就不是俄语了！”

那次，在老师下榻的宾馆，我们六七位由英语小班出来考入同一所大学的同学还与老师一起观看了中国女排对日本队的一场比赛。老师很喜欢体育，对中国女排，对袁伟民和郎平以及他们取得的成绩，就像对历年的高考试卷那样一清二楚。

任老师后来离开了淮南五中，到六中当校长去了。不过不管他在哪儿，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永远都是位难得的好老师。

（以上内容无艺术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