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舅

我的母亲有两个弟弟，大弟是我大舅，在柳州市的鹿寨县，我出生的那年被划成了右派，我从未见过他。小弟是我小舅，在桂林市的临桂县，他常出现在我的生活中，除了父母兄弟外，是我最亲的亲人。

小时候，听父母和哥哥说，母亲的祖上曾是个富裕人家，到了外公外婆这一代才家道中落。我母亲没上过学，但大舅小舅小时候都念过书，还写得一手好字。特别是大舅一表人才，性格又活泼，加上有文化，建国初期，就担任了县工会主席。本来大舅前途无量，但由于帮基层工人群众说了些公道话，在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了右派，后来病死在劳改农场。

小舅是在大舅的带领下参加工作的，52年入党，并担任过乡镇领导。与大舅不一样，小舅就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工作兢兢业业，为人谨慎，从未跟谁红过脸。但是，大舅出事后，小舅受到了牵连，被撤掉了领导职务，贬到粮食系统当了一个粮所所长。由于资格老，小舅的工资在当初还算高的。可几十年下来，大伙的工资见长，小舅的工资却几乎没长过，就这种情况，老实巴交的小舅也从无怨言。

小舅娘倒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早些年也是个吃公家饭的，小舅家一直是舅娘在当家。但在六十年代初，小舅娘响应组织号召，主动辞去公职，回家种田。后来，同小舅娘一批回乡务农的人，有的找到关系回去复了职，可是由于受大舅影响，小舅人又老实说不上话，小舅娘一直呆在乡下没能复出。因此，小舅娘对小舅有些埋怨，说他人太老实，又没本事。每当小舅娘唠叨时，小舅总是笑笑不吭声，任由她数落。

在我的印象里，小舅不像一个干部，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草帽，背着一个黄色的军用挎包，脚穿一双草鞋，裤筒总是卷起。小舅是个所长，本可以呆在办公室里，但他工作十分认真，长年累月奔波在田间地头，皮肤被晒得黑黑的。他心地善良，为人真诚，谁家有事有困难，只要找到他，他总是尽可能帮上一把。乡亲们见到他，都会亲切地叫他一声老周。后来，他从粮所退休，乡镇税务所还聘请他收了好几年的税，不为别的，就冲着他办事认真，大伙熟悉他这个份上。

小舅为人真的很好，早些年，他曾对我父亲说过，他会每个月进城看姐姐和姐夫。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每个月都会来看我父母，从未间断过。他来时，总是工作时的那一身行装，而且是穿着草鞋过来。快到我家门口，才把草鞋脱下，从军用挎包拿出一双解放鞋换上。被邻居小孩撞见，跑来告诉我们：“你舅舅来了”。小舅对外甥很亲，每次来，都会给我们每人一毛两毛钱的零花钱，我们兄弟六人要给一元多钱。

小舅一般都是上午来，吃完中饭就赶紧返程。我们送他到附近的公交站台，他却迟迟不肯上车，直催着我们回去。可是，当我们一转身，小舅迈开双腿就走路了。从我们家到临桂庙岭的小舅家大约有二十多里路，他每次来回，宁愿走路不坐车，为的是把车费钱省下来，给我们作零花钱用。

一晃多年过去，小舅花了多年的积蓄，在县城买了块地建了房子。一家人终于从居无定所的乡下，搬到城里安顿下来。四个表弟表妹也陆续有了临时或正式的工作，并先后成了家，一家人的日子也慢慢地好起来。退休后，小舅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看报，特别喜欢看当地报纸和《参考消息》。所以，我们去看他和舅娘时，除了带上营养品外，还带上好多图书和报纸。每当我们来时，他高兴得象小孩似的，话也多了，有时还和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说说钓鱼岛什么什么的。我们离开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下次来时要多带些报刋。他每次到我家，其它东西不要，就拿走一叠报纸。

由于常年缺乏营养，舅舅显得很廋，经常生病，一天从早到晚咳个不停。而且，身体一年比一年差劲。有一次，我在龙胜出差，表弟打电话给我，说他父亲不行了，要准备后事。我一听，一边要表弟赶紧把小舅送到医院，一边托在市卫生局当领导的朋友，给当地医院打电话，要求全力抢救，居然把小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小舅患的是严重的肺结核病，在县医院抢救后，又转到市传染病医院继续治疗了一个月，直至病情好转出院。听医生说，他的肺里都是空洞，是造成呼吸困难的主要原因。小舅所在的粮食系统已经基本跨掉，他的医疗费还有一万多元没有报销。这次住院费用是二哥出的，还出了一笔钱给小舅看病买药用。我们每年春节都会去看小舅，给他一些钱，不忘小舅的恩情。

小舅又活过了好几年，在80多岁的那年去世。他就象我的父母一样，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