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讲一对河南中年夫妇，我们是正二八经的近老乡；他们庄和俺庄毗邻，两村的庄稼地搭界；但在行政管辖上，又分别被划入“周口”和“驻马店”两个不同的地区。
由于纵向隶属关系有别，彼此之间交往不多，但村景民情、风俗习惯基本相同。
我是十六岁才离开家乡，小时候的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河南人多地少，平均每人一亩多地儿，早年耕地的大部分都归生产队集体所有，打下的粮食先交公粮，集体留足后，才分给农户。那年头土地产量低，根本不够吃；为了节省，好多人家晚上都不做饭，年景不好的时候，甚至还有外出讨饭的。
记得当年生产队分粮是按人六老四，就是六份按人头分，四份按劳动贡献分；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也就值一毛钱的样子。
这种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一家5～6个孩子的现象非常普遍；直到实行计划生育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2005年后，国家废止了《 农业税条例》，免除了交公粮，撤销了生产队，全部分田到户，农民的日子才渐渐过得好些；主食虽说够吃，但付食单调，肉、蛋、奶类几乎没有，原因是经济不发达，没那个能力，也舍不得。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生活条件虽改善了不少，但很多人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另谋出路。
夫妻二人深感养育孩子的压力之大，也融入到了打工的浪潮；把二老和自家的几亩地托付给弟弟后，就带着儿女来到了北京。
我是五年前退休后搬到女儿家的，从那时我和这对近老乡就认识了；因为住宅楼的卫生就归他们打扫，几乎每天见面。
其实打扫卫生是他媳妇的工作，男的只是有时过来帮忙而已。
她负责打扫两栋楼，除我们住这栋外还有另外一栋；每栋三个单元，12层，每层16个台阶；连扫带拖，每天必须清理一遍。
通常早晨5点多就过来干，大约10点左右才能干完。下午还要来转转，看有没有临时丢弃的垃圾。
活不算太累，但比较磨人，工资每月才2600元；因为也没找到更合适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男的挂靠在一家土建承包公司，经常干些给人装修、拆拆补补、搬上搬下的体力活，好的时候月收入可以过万。
他们住的地方不远，与我们就隔一个公园；那里是一个待拆迁的农村，每月花1000元，租了一间10多来方的平房。
男的很疼爱自己的老婆，没活的时候常走着过来帮助干会儿。
他们当年结婚的时候正赶上计划生育，头胎生的是个女孩，为了延续香火，花五千多又买了个独生子女证，生了个二胎，还好是个男孩，要不然还得继续生下去。
据说，这种买证的现象是公开的，很普遍，它是地方化解矛盾的一种土规定。
眼下女孩已高中毕业并结了婚，还有了自己的孩子；小夫妻学着前辈也来了北京，男的打杂工，女的专职看孩子料理内务。
儿子今年20岁，在北京上大学，马上就要毕业。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他俩仍然还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就问了一句：为啥不让闺女也多上点学，早早地就给嫁了出去？
二人都颇感无奈，男的勉强笑了笑说：“是她自己不愿上了。”
夫妻俩五官端正、耳聪目明，都已五十多岁，看上去，比这个年龄段的庄户人要年青、白净多了，一副诚实、善良之相；虽然日子过得凑合，但身体挺健康，精神状态也不错，现在唯一操心的就是这个小儿子。
首先面临的是毕业之后怎么找工作，留在北京呢，还是到其他地方呢？拿不定注意，反正是不想回老家农村了。
最发愁的是怎么找媳妇。现在的姑娘找对象都很现实，要看对方有没有票子、车子、房子。
就房子而言，的确是个普遍问题：大城市的房子普通人干一辈子也买不上一套，即便在三线城市那也是价格老高。
夫妇俩也不知道如何办好，就觉得没钱不行，所以现在也只能趁身体还好的时候，抓紧时间多挣几个。
这就是天下父母心，明知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也要尽些绵薄之力。
令人欣慰的是，政府正在大力推进民生改善举措，继去年全民脱贫之后，最近又在浙江搞共同富裕示范区；相信这些涉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都将会以空前的速度，朝大家期待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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