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律师从座位上站起来，两只手背在身后，在辩护席前有节奏地踱了几步，随后停在半道儿上，时而面向被告，时而面向公众。接着，他那浑厚的声音回荡在寂静的法庭内。
“在本案中，被视作最为决定性的证据是警方所提供的证词。然而在警方所提供的审讯视频中，我们却发现，有整整7分钟的影响资料不翼而飞了。”他的言语中充满了自信，“在这7分钟之前，我的当事人拒不认罪，在这7分钟之后，我的当事人却完全变了一个人。而这7分钟的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却无人知晓。”
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这位“魔术师”将会变出怎样的戏法，将一个本已被板上钉钉的案件彻底颠覆过来。
“请注意这组照片。”张律师的声音依然充满自信且富有激情，于是，一组新的证据被呈现出来，“照片向我们详细描述了我的当事人被转移到法庭时的种种状态。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头部和胸部都遭受了剧烈的撞击。”
顿时，庄严的法庭中爆发出一阵议论之声，直到法槌重重地敲了两下，才逐渐回归到先前的平静。然而当一位来自外省的资深法医专家出现在证人席，详细地解读了照片所表达出的内容后，那阵议论之声再度卷土重来。于是，那法槌又一次重重地敲击了两下。
“可以肯定地说，被告确实曾遭到了严重的肢体侵害。”
“谢谢您的供述。”
法医于是扶了下眼镜，微微地点了下头，打算离开证人席。只听一旁的座位上忽然爆发出一阵发疯似的破口大骂。那声音猛烈地撕扯着每一个现场听众的耳膜。
“你们串通一气！你们官官相护！你们这些混蛋、这些混蛋！”
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女人。她几乎从位子上跳了起来。她试图挣脱警卫的阻拦，冲上前去用那并不坚硬的拳头狠狠砸向被告的脑袋。她很快被控制在原地，但却依然挣扎了很久。然而，一切都并不能发生改变。她最终还是被一群伸手利落的警卫带离了现场。法庭内又爆发出一阵议论之声。法医抬起头，再度扶了扶自己的眼镜，然后摇着脑袋，正式离开了证人席。张律师也面带微笑地摇了摇头。此时的被告，似乎被方才的情景吓了一跳，两只眼睛有些不自然地大张着。
所有那些出现在法庭上的议论声和吵闹声，都没能成为干扰法庭最终结果的因素。几天以后，那威严的法官紧绷着脸，宣布了法律最终的答案。被告人被判无罪，当庭释放。
当被告从恐惧和期待中终于缓过神来的时候，他第一次在这威严的场所里扬起了脖子，自信地回头看去。人们这才总算看清了他那张青涩的脸庞。
“恭喜你！”张律师伸出手去，和他紧紧握在一起。这位方才还被称做“被告”的小伙子难掩激动，眼泪夺眶而出。他紧紧拥抱了眼前这位救命恩人。前来旁听的家属们，也依次向张律师表示感谢。
“一场劫难总算过去了！”说话的大约是被告的父亲，这些日子的煎熬催生了他的白发，“总算过去了！”他大喊一声，将内心的压抑尽数释放。
然而，在角落里，那位身材瘦小的女人，脸上却刻画着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表情。她是本案的受害人。她带着愤怒走上法庭，她本渴望亲耳听到那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极刑的喜讯、亲眼看到那元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流下痛苦的眼泪。而此时此刻，所有那些先前的预想，却都化作几声零碎的安慰。她走出法庭，抬头仰望蓝天，儿子的模样又仿佛重新浮现在眼前。
那天，她在警官的带领下，来到一具冰冷的尸体前。当裹尸布被掀开的时候，她放声大哭。那个几天前还在眼前活蹦乱跳的儿子，被人用一根鱼线勒死在河畔。
“刘女士，请您冷静、请您冷静。”警官在一旁安慰她说。
“她还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孩子呀！”她不顾一切地大吼大叫着，她的膝盖都瘫软了。丈夫早亡，她一个人将这孩子拉扯大。随着儿子进入青春躁动期，他们也常常发生争执，有时还会大吵一架。可是所有这些生活的插曲，都不能损耗他们之间哪怕一丝一毫的亲情。她发疯地闹腾着，直到失去了力气，警官将一杯热开水摆放在她面前，再三请求她冷静下来时，她才终于逐渐恢复了理智。
“警官先生，请你们一定帮助我捉到凶手！我一定要亲眼看着害死我儿子的人被碎尸万段！”
警官沉沉地点了点头。
“我们会尽一切所能，”他冲着这位已哭成泪人的家长说，“您一定要冷静下来。”
就这样，警员们忙活了起来。他们在走访中得知，被害人曾是学校里的霸王，他曾加入了一个街头混混组织，甚至常常直接参与到他们的斗殴中去。就这样顺藤摸瓜，警员们了解到一位曾发誓要“弄死”他的小伙子。经过一番排查，最终将此人定为嫌疑犯。
傍晚时分，随着警官的一声令下，警员们从四面八方向街头的一点奔来，一个猛子将嫌疑人扑倒在地，将他的双手控制在背后，为他戴上了冰冷的手铐。街上的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此事。嫌疑人的父亲在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久久地愣在原地、不知所措。一夜之间，他白了头。
张律师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被告人面前的。圈内的人全都知道，这位律师久经沙场，且让人常常摸不着头脑。他有时会想自己的雇主漫天要价，甚至在一起胜诉的官司之后，依然使对方倾家荡产，但也有时候，他分文不取，像个活雷锋似地彻底付出。有人说他是为了留名、也有人说，他什么都不为。
张律师就这样自信满满地出现在被告的面前。他又一次决定分文不取为对方辩护，又一次面带微笑地出现在法庭上，又一次四两拨千斤般神奇地将一件看似铁板钉钉的案子整个翻了个底朝天。当他经过被害人家属——那位身材瘦小的女人面前时，他听到了猛烈的谩骂和威胁，甚至没能躲过对方吐向自己的口水。他并没有回击，而是依然面带微笑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在脸上擦拭了一阵。
“案子已经结束了。”他仿佛是自言自语了一句，而后就快步离开了。
法庭宣判之后的许多个日夜里，刘女士都依然会被噩梦惊醒。她整日以泪洗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警方依然试图寻求案件的谜底，然而新的证据未被发现，他们没有能力再次要求开庭。
院子里的张三王五，不时地给予刘女士一些言语上的安慰。这个说，一定是被告人家找了关系，动用了上头的力量，所以才把这事给压住了。那个说，这是体制问题，是官官相护的结果，老百姓只能认栽。这个掏出手绢，给她擦擦眼泪，那个递来热水，给她压压气。街坊领居你一言我一语，刘女士似乎开始“明白”了什么。她忽然站起来，对大家说：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信这邪，我要闹他个天翻地覆。”
从那以后，她以一种只有身为人母才会拥有的精神支撑着自己，在电视台前静坐、在政府门前静坐、在张律师家门口静坐、在一切公众场合静坐。她在愤怒中砸碎了张律师的车窗玻璃，辱骂着电视台那些从她身旁经过、却并不理睬她的工作人员。她因整日在单位里大声宣传自己的冤屈而影响了同事们的正常工作，而被领导开除，于是她又换了另一个工作，继续向不同的人讲述着自己的痛苦。她觉得在这座小小的城市中，自己的所有手段都那样苍白无力。她决定筹集一笔资金，然后只身前往省城，去找更高一级别的领导申诉冤情。
然而就在她准备动身的前一晚，隔壁邻居家的一声惨叫将她从梦中惊醒。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响彻在她耳畔，她连忙打开灯，推开门，来到那窄小的楼道。楼道里一团昏暗，早在一年以前，她头顶的灯就已经坏了。邻居家的门半掩着，从缝隙中传来一阵蓝色的光芒。她知道，邻居是个单身汗，总是回家很晚，常常开着电视睡觉。她带着一脸好奇向对面走去，想要提醒对方记得把门关严。
于是，她推开了那道门，客厅里电视屏幕上，正播放着一部有关海底世界的纪录片。客厅的灯并没有亮起。她喊了一声邻居的名字，无人回应。她又接连叫了两声，依然无人应答。她忽然以女人敏锐的第六感察觉到，这里在半分钟以前，一定发生了什么。她又叫了两声，依然无人回应。于是，她果断地打开了客厅的灯。
她吓了一跳。屋子里一片狼藉。那身材魁梧的邻居半躺在正中央的沙发上，身子冲着电视，脑袋却向后扬去，眼睛对着天花板。她连忙走上前去，试图摇醒对方。然而这时，她才恍然看到，这魁梧赤裸的胸膛上，插了一把锋利的尖刀。
她大叫一声，朝着门外跑去。在那里，与一位才回家的邻居撞了个满怀。她说不出一句话，那邻居则一口酒气，神志不清。借着屋子里传出的微弱亮光，那邻居大约看到了她的轮廓，也在朦胧中似乎意识到，这个独身女人和那个独身汉子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之事。于是，他没有过问，继续自顾自地向家的方向爬去。
五分钟以后，刘女士才终于从混乱中苏醒过来。她想到了报警。
当警员敲开她房门的时候，她依然在瑟瑟发抖。她才从恐惧中勉强回过神来，一种脆弱的本能使她渴望拥抱眼前的警员。然而，就在那一刻，警员闪开了。
“刘女士，您别动！”
听到这话，她怔住了。她这时才发现，自己的手上沾满了血迹。
“不是我干得！”她本能地为自己辩解。
“别动！”警员又重复了一遍。
当那位倒霉的邻居从酒精中醒过来的时候，他看到了楼下的警察，以及死者家的警戒线。他忽然想到了自己与刘女士的相撞。他尽力回忆着前一晚发生的事情，顿时恍然大悟。他主动向警官汇报了情况，并认为对方在撞到自己时，并没有大声呼救。
“自从她儿子被人谋害后，她的精神就出了问题，这是全院子尽人皆知的事情。”邻居说，“她常常会失控，会对人大打出手，有一种暴力倾向。”
当说话的人转身离开的时候，警官愣在了原地。
案情进一步调查。案发现场，没有任何第三个人的痕迹，却清晰地反应了刘女士的足印和指纹。经过比对，她手上的血迹，正来自于死者。在刘女士称自己听到惨叫声的同一时刻，楼上楼下的邻居恰巧都不在家中，没人能够作证。死者与院子里的任何人都不曾有什么瓜葛，唯有刘女士曾因对方半夜看电视声音过分嘈杂而与他大吵一气。看上去这件案子缺了什么，但又似乎再清楚不过。
“我想我们可以基本确定，凶手就是刘某。”在会议上，警官这样说，“她的邻居都反应，她有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心理。也许正是一言不合，就能刺激她产生杀人的动机。”
警方无法找出其他的解释。这件案子，看上去再明白不过。
被看押的日子里，刘女士的精神彻底垮了。她时而嚎啕大哭、时而放声大笑，她想起自己死去的儿子，又想到如今自己这副可怜的惨相。她不明白这社会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这样摆弄自己的命运。她哭呀、哭呀、笑呀、笑呀，她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依然还活着。
然而就在那天，一个身影出现在她面前。
“我要为刘女士免费辩护！”
——又是他。张律师。
在那深邃的绝望中，刘女士愣住了。她看着眼前这个自己骨子里痛恨的仇人、这个对自己骨肉生死不闻不问的恶人——那样不知所措地看着、看着。
“刘女士，我愿意帮助你。”对方露出自己那标志性的笑容，自信满满地看着她说，“我愿意维护你合法的权益。”
于是，在法庭上，在威严的法官面前，在公众面前，张律师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又一次以他敏锐的思维指出了整个案件中难以成立的破绽。那位曾经出庭作证的、来自外省的法医专家又一次被请到证人席，从专业的角度证明死者与凶手间发生过简短的搏斗，并从血迹喷射的方向来看，认为以被告瘦小的身躯，是不可能轻而易举地捅死对方的。
张律师在警方提供的证据链条中继续摸索着，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另外几个致命的漏洞。他所讲述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重新让刘女士焕发生机。当法槌又一次敲响，当法官庄严地宣布，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她无法被定罪的时候，她哭了。
她像个孩子似地拥抱了张律师，那场景就好像那位被认定谋害了她儿子的被告拥抱张律师时一样。她激动地感谢他，感谢他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张律师依然那样微笑着，依然面对着一旁喷来的口水，依然镇定自若地用手帕将那呕吐物擦去。对于他来说，所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
一个温暖的下午，刘女士敲开了张律师办公室的门。她是来特意表达歉意和谢意的。
“谢谢您对我的帮助，”她不好意思地说，“我想在我儿子那件案子上，我一定是冤枉了您。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那个男孩并没有杀害我的儿子，您只是在保护一个无辜的人。我为我当时的冲动专程向您道歉，如果不是在我绝望的时候，您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许到死都会认为，您当初一定收了对方的黑钱，想要通过公权力打压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
张律师再次向她露出标志性的微笑。两个人面面相觑了一阵，却都不知该说些什么。那场景有些叫人尴尬。不过似乎是经过了一番思索，张律师最终还是坐直了身子，认真地对刘女士说：
“我想向您讲一些话——一些您也许从来不曾理解、也不曾听过的话。但是我觉得，身为一个律师，在此时此刻，我应该向您阐述。”他两只手交叉在一起，前倾着身子说，“您也许以好或坏、正义或者邪恶在衡量我这个人，或者以同样的方式在评判一种规则、一种制度。但我想告诉您，我并不知道我昔日的当事人是否真的杀害了您的儿子——事实上，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法律是一种严格的规则，这种规则有它重要的意义。但，既然是规则，就势必会存在它的局限性。一个人杀了人，就必须具有充足的证据去证明他杀了人——这就是这个规则的重点。如果只是以主观上的认知，而突破这个规则的条文，那就会产生连带性的效果：也许一个人真的杀了人，但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他杀过人，而我们只是根据经验突破了法律的条文，直接判定他有罪——那么，对于这个个案而言，也许杀人犯确实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但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看，由于法律规则可以被随意跨越，则势必会造成广泛的冤假错案——简言之，如果那天，我的当事人在无法被充分证明有罪的情况下被强行判定有罪，那么如今无辜的您又该被怎样判刑呢？”
刘女士似乎并不能完整理解张律师话里的意思。对方倒是自顾自地说：
“任何条文和规则，都是有其局限性的。然而恰恰是那局限性，维护了大多数人的公平和正义。”
刘女士皱起了眉头。
“那么，您事实上完全不关心那个孩子是否真的杀害过我儿子？”
“我只关心法律是否认同他杀害了您的儿子。”张律师淡淡地说。
“所以您事实上也并不在意我是否杀了我的邻居？”
“法律认为，您没有杀害您的邻居。”张律师依然淡淡地说。
“那道德呢？”刘女士有些激动地问，“您不关心道德上的问题吗？”
张律师哈哈大笑着站了起来。
“您还会继续寻找杀害您儿子的真凶吗？”他问。
刘女士沉沉地点了点头：
“我会永远寻找下去。”
张律师停了一下。
“那么，”他意味深长地又问了一句，“杀害您邻居的凶手呢？”
刘女士愣住了，两眼茫然地看着对方。
张律师清了一下嗓子，他又瞥了刘女士一眼，深邃的双眸闪闪发光。
“恐怕，”他一字一句地说，“恐怕在道德这个层面上，我们所有人都并不能及格。”
说完，办公室里又安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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