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纪二十一，发现“犯我强汉 虽远必诛”这句话的出处，以及背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
这两句话的是时任西域都护、骑都尉的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给朝廷奏折里的话。两人是守卫西域的边防军将领。
当时，匈奴国郅支单于杀了康居国国王的女儿（和亲），又向闔苏、大宛等国收保护费，更恶劣的是还困辱汉使，上书向汉朝政府挑衅。
陈汤这人比较有谋略，敢想敢干，就跟上司甘延寿说，“郅支单于如果日益骄纵，侵扰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如果让他得手，恐怕西域不得安宁。我们只需要集结屯田部队，调用乌孙国士兵，就能把郅支单于打败。”甘延寿听了觉得有道理，准备上奏折请示朝廷。没想到，陈汤不同意，认为朝廷诸公不掌握情况，肯定不同意用兵。甘延寿是主要领导，觉得还是应该走程序上报。
还没没等这事定下来，甘延寿就病了，让陈汤主持日常工作。没想到这哥们直接就按自己的意见办了，召集屯田部队和盟国士兵，合计“汉、胡兵四万余人”，一番慷慨陈词、战斗动员。甘延寿一听，着急上火赶过去要阻止。但陈汤吃了秤砣铁了心，按剑对领导说，“大家来都来了，你小子还想阻止吗？”甘延寿见状不妙，只好从了。两人一边对匈奴作战，一边上书“自劾矫制”，也就是向朝廷承认假传圣旨的罪过，并报告用兵情况。
公元前36年，二人率部诛杀了郅支单于，把其脑袋快递到京城朝廷，并再次上了一封热气腾腾的奏折，齐活儿了。《资治通鉴》摘录了这封奏折原文：
“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於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今天读来仍然觉得荡气回肠。整体来说，这事是陈汤一人促成的，甘延寿不过识大体跟随立功而已。当时执政的汉元帝是个好儒术、宠幸小人石显的软蛋昏君。因为甘延寿跟石显有过节，加上丞相御史觉得两人先斩后奏，不把上级当回事，所以两人立功回来非但没有受封赏，反倒被抓起来。好在宗正刘向还算识大体，是说了句公道话，说“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如果这两人不被封赏，而“挫于刀笔之前”，那么就没有人干活了。
最后，汉元帝还是赦免了他们的矫制之罪，分别封了食邑三百户的侯，任命延寿为长水校尉，陈汤为射声校尉。不是这次看《资治通鉴》，压根儿不知道汉朝有陈汤这个猛人，更不知道他是“犯我强汉，虽远必诛”这句名言的发明者。
陈猛人平定西域的军事战略，跟美帝曾经搞的“先发制人”如出一辙。说到底，还是得有强盛国力和文化自信作为底子。“犯我强汉，虽远必诛”，跟汉朝的封狼居胥（霍去病）、斩楼兰首（傅介子）变成一种英雄气概和报国情怀的文化审美范式，成为共同的民族文化记忆，不断激励着后世的热血男儿，不仅让李白吟咏出“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也让李鸿章写下“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look at me!）；不仅让当下部分爱国网友改写成“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刷屏，也让我有感情地敲出这篇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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