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故事

20年前，葛优和吕丽萍在《编辑部的故事》里整天耍贫斗嘴，这剧当时热的啊，记得葛优拍广告都是用的这个“梗”——冬宝，干嘛呢，又想戈玲了？

这部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编辑即使是耍贫斗嘴也得有文采、够刁钻，得耍出冬宝和戈玲的水平！

今年三月，我因调换工作，成了单位内部刊物的一名编辑。在这个新媒体咄咄逼人、传统媒体频频惊呼“路在何方”的年代，我们的内部刊物却能不受影响，安于一隅舞文弄墨，不能不说是一种幸福。

走进编辑部的我，自觉像武陵人走近了桃花源，只觉得“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那光是什么我现在还不清楚，但我已经感受到来自她的强烈吸引，我暗自期待遇见“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遇见我的编辑部故事。

可是几个月后，我才发现和冬宝的编辑部一比，我们编辑部静得仿佛时间停止了。每天我和同事们都各守一台电脑，埋头组稿、改稿、写稿、排版，别说耍贫嘴，我们经常一整天也说不上几句话，所以尽管科室有两大帅哥，我却至今也没看清他俩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而我期待的编辑部故事呢？好像也遇到了几个，有的故事我看得明白，有的我似懂非懂，有的我真的看不懂，说给列位看官，或许你能懂。

等报纸的老人

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我们收到通讯员L姐的一份稿件，稿件讲述了一个发生在62年前的故事。

广东人小周，18岁当兵。因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橡胶等重要国防战略物资，接上级命令，小周所在师整编转业去学开拖拉机，到华南垦殖局开荒。完成500万亩橡胶树种植任务后，小周和战友们服从分配，开着七八十台链滚车、轮胎车，于1954年来到距家乡千里之外的我们单位。

当时我们单位正是垦荒生产初期，“正规机务兵”小周们的到来让我们单位建设如虎添翼。

工作的三年间，小周农忙时在田间地头，农闲时就保养机车，一刻不停。

1958年9月，正是早中稻收获季节。这天，小周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可是听到队长说第二天要去单位总部开会，他仍是自告奋勇要替队长去，他说：“你已经几天没阖眼，我年轻扛得住。”

这天小周从下午忙到夜里，快天亮的时候，他才拉着第三趟谷子送去总部，顺便开会。可是半路上，小周驾驶的车翻了，他被方向盘抵住胸口卡在车内，当场殉职。

小周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6岁，他再也没回到生他养他的广东老家，而是静静地长眠在我们单位的一道堤闸边，继续守望着他开垦出的万亩良田。

我看得不知不觉湿了眼眶。L姐没写小周有没有恋爱、结婚，也没交待为什么小周的家人没来接回他的遗体。不过想想也知道，那个年代，通讯不便、交通不便，家人即使知道了恐怕也只能让小周留在这里吧。

第二天，一位瘦削的老人走进我们编辑部，他踌蹰了一会，讷讷地问起我们有没有收到L姐的一篇稿件。仔细一问，正是写小周的那篇稿件。

原来，老人是小周的昔日同事，L姐的故事正是来自于他的回忆和讲述。

老人问：“这篇稿件什么时候能印出来？我想拿几份。”

我们答，得星期一，快得话就上午出来，慢得话就下午。您下午来吧，免得白跑一趟。

老人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一点不含糊，小周太拼命了，太累了才会出事的。他比我还小两岁，又聪明好学、不怕吃苦，如果活着的话，一定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

总编和我们几个小编都站起来，看着老人，认真地表示小周确实很不容易，难得您还一直记着他。

老人似乎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告辞而去。

星期一刚上班，老人就推开了我们办公室的门，看到我们他说：“我住得很近，不怕白跑，我来等一下报纸。”

我不知道为什么老人这么急着想看到刊载了小周故事的报纸，是因为印成了铅字的故事更有份量，老人希望有更多人知道小周？可是我们的小报只内部发行，印数也不多，而且在这个信息扑天盖地的年代，有多少人还在关注我们的报纸呢。

老人坐在沙发上默默地等待着，总编不时和他拉下家常。

好在没过一会儿，收发室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报纸送来了。老人立即起身，说下去拿报纸。

总编不放心，让我跟着下去。

在收发室里，老人抖索着手打开报纸，他仔细地看着那个他讲述出来的故事，看了好久。

我问老人想要几份，他说5、6份吧。我抽出10份报纸交给老人。

他接过来，小心地叠好后离去。

这10份报纸老人要拿来做什么呢，是身边还有曾经的同事，可以一起回忆起昔日的青春岁月；或许只是想留在身边，用那一行行铅字来对抗逐年衰退的记忆，害怕自己有一天再也想不起这位离开的同事；还是想要留给家人和孩子看，告诉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曾经这样一腔热血、不怕牺牲……

小周如果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是84岁了吧。

手写稿件的罪犯

我们虽然是小小的内部刊物编辑部，但也早就实现了无纸办公。通讯员稿件都通过几个内部通讯软件发来，罪犯稿件由民警统一收集后发来。

可是自从我来到编辑部后，一连几个星期都收到一名罪犯寄来的手写稿件，是一手颇漂亮的草书，有时候是诗歌，有时候是散文。

散文还能看一下，毕竟散文没有一定之规，只要不是别的文体就可以说是散文。

诗歌呢，就完全只是一些短句子。

我打电话给这个罪犯的单位民警，问他为什么这名罪犯要另外再寄稿件来，是民警没收集他的稿件吗？

民警告诉我，知道他外寄稿件的事。单位有专人负责收集每个罪犯的稿件，也跟他说过了，可是他仍然手抄了又自己买信封买邮票地寄出去。这是他的正当权利，民警不能阻止他。

我好像确实一直没用过这个罪犯的稿件。除了新闻稿，我们每周收到的罪犯散文、诗歌稿件特别多，当然是择优采用。如果打开一篇稿子，感觉不对，我会立马关闭、删除，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这个罪犯在想什么呢？他没有发表过稿件，就觉得是民警没有把他的稿件发过来。不知道他曾经经历了什么，为何对人有这样深重的不信任，这或许就是他来到监狱的一部分原因吧。

他能写得一手好字，应该是受过一定的教育，可是文字质量并不高，又表明他并没在这方面用过功。可是在监狱服刑期间，数理化再好也难以派上用场，除非你牛得能发表专著。而在我们小报上发表稿件是可以加分的，这恐怕就是他一直努力写稿寄稿的原因吧。

每次看到他又寄来的稿件我就纠结一阵子：不用吧，真心为他难过；用吧，除非我给他重新写一篇，这样对那些稿件质量确实好的罪犯也不公平。

纠结归纠结，至今为止，我仍然没有用过他的稿件。

寻找稿酬的老人

那一天，编辑部里大伙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人留守。

一位个子矮小的老人在我们门外徘徊。

我出去问老人有什么事？

老人说：“编辑部是这儿吗？”

我说是。

老人就走了进来。

我给他倒了水，请他坐下。自从我来到编辑部后，总编大人一直告诉我，要尊重每一个来到我们编辑部的人。是啊，这年代，肯来编辑部的人，我们当然得尊重。

老人穿着N多年前我们单位发的制服，牙齿也缺了很多。他似乎有点不知如何开口，小眼睛深深地陷入皱纹里，眯眯地笑着，两手在膝盖上摩挲，嗫嚅了一会也没说出来意。

我只好静静等他理好思路。

老人终于说话了。他告诉我，很多年前，当他还是一名年轻的管教干部时，曾经写过一篇有关罪犯教育改造的文章。

几年前，有一位老朋友告诉他，这篇文章曾经被别人挂名发表在我们上级单位某个刊物上，那位老同事说亲眼看到，并问他是否收到过稿费。

老人请我帮着查一下，他的文章发在哪里了，现在能不能拿回稿费。

说实话，我当时真没觉得老人精神有问题或是别的，因为老人眼神善良无辜，一直挂着怪不好意思的微笑，他自己知道是在给人添麻烦。

我问老人，是发在哪个刊物上了。

答，不知道。

那么记不记得您的文章题目是什么。

答，不知道。

那您可以再去问一下您的朋友，请他说得清楚一些。

答，朋友已经过世几年了。

那您还记得大概是哪一年的事吗，我也好去查一查那几年单位都有什么刊物。

答，真的不记得了。

老人盯着我，目光企求，他说：“我知道很不好办，这几年我去过北京问，北京答复让我还是回来问；我也去过省里问，省里也说不好找。我就想到你们这来问问，小同志，请你帮我查一查，你是编辑部的，你去问省里的编辑要好问一些。”

他思路清晰有条理，显然没有任何精神或智力问题。

可是，老人给我的线索我相信就是福尔摩斯出山也没法破案吧。

老人临走时一直说，你一定要帮我问一问，我就想知道文章发哪了，稿费能不能要回来。

可是，我去哪问，问谁，怎么问，我一定会被当成有毛病的啊。

我当然没问。

过了一段时间，老人又来了，他犹豫着进来，我一看到他就主动说：“真的没法问啊，您让我问谁呢，还是请您多想起一些线索了我帮您问吧。”

老人仍然是眯着眼微笑着，离开了。

想上稿件的中年男

最后一个故事简直是悬疑和惊悚故事。

那天，总编接到楼下值班室同事打来电话，说有一个通讯员来找我们交稿，总编告诉同事请他上来。

不一会儿，一位人高马大的中年男人来到我们编辑部。我赶紧给他倒水，请他坐下。

他说不喝水，先把稿件交了。

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似乎是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白纸，交给总编，他说“看下你们报纸能不能用，我的稿件写得很好，你可以给你们局长看下。”

一听这话，我才发现这人有点不对劲。五月的天，我们都穿着单衣，他却穿着厚厚的外套，头发零乱，浑身散发出一股不好闻的味道。

总编开始看他的稿子，他则坐下来喝水。

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了一个地方。原来，他所在的单位在几年前就因跨市搬迁，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下属单位，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用他的稿件。

我告诉他，您的单位已经不是我们管辖范围，您可以把稿件投到您单位的编辑部去。

他回答，我知道，但是我的文章写得好得很，很多人（他说了很多大领导名字）都夸我文章好，我是看得起你们才来找你们……

我简直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还是我们总编大人镇定，告诉他：“你的稿件我们收下了，等我们看了才能决定是不是用。”

他听了站起来说：“那好，我先走了。”

我赶紧去关上办公室门。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他显然是一位有精神障碍的人。

我是第一次见到连精神障碍都发作得这样文雅、书卷气的人，他没有吵闹也没有不讲道理，而是写了一篇稿件跑来我们编辑部，要求发表。如果他不说那些过于自夸的话，我会相信，他只是一位狂热的写作爱好者。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仍然穿着那身衣服，他问我们发了他的稿件没有。

总编答复，你写的文章不适合在我们报纸上发。

他激动起来，又说了很多领导的名字，说他的文章多么多么好。可是总编一直非常镇定（话说我非常佩服总编大人啊），只告诉他确实不适合我们报纸，请他考虑去别处发。

他没辙了，说那就把他的文章转给我们局长看。

总编说，你的单位现在已经不归我们这边管辖了，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你的单位领导反映。

他越来越激动，声音开始高起来，一连声地说话，我都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了。

我们的两大帅哥守在他旁边，随时准备应对他的下一步动作。总编让我拨打了综治办电话，综治办同事真是好，说让我们把他带过去。

帅哥小编告诉他，现在带他去能解决问题的地方，他没拒绝，很顺从地跟着去了。

可是显然综治办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更相信我们编辑部的力量，没过几天他又来了。楼下值班室的同事打电话告诉我们，我赶紧关上办公室门，然后又给综治办打电话。

很快就听到他在外敲门，我们屏息不动，真担心他会发起火来，不知道还会出什么事。

可是显然他的病情并没有我想像的严重。得不到回音后，他就离开了，后来再没到我们办公室来过。

有一次，我在下班路上看到他，还穿着那身衣服，不知道口袋里是否还有写好的稿件。

只是当我发现他精神有问题后，就没看过他写的文章。我问总编大人，他究竟写了什么。总编说，字迹太潦草，根本就看不清写的什么。

所以，我至今想不透他为什么那么偏执地来找我们发稿，如果他的文字看得清楚的话，真的有他说得那么好么？或许他确实有一个文学梦呢，或许他只是太寂莫，觉得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懂他，他只相信我们这些“有文化”的编辑呢。

这真是个不解之迷啊。

这几个月来，我被那光所牵引，整天沉迷于码字中，老公都开始有意见了，提醒我码字可以，但至少要把正常生活过好。

什么是正常呢，不痴迷沉醉，不冥思苦想，像一日三餐那样规律地面对？

可是，对于不同的人一定有不一样的正常吧。我看到第一位老人历经62年仍然深陷于怀恋里，看到第二个罪犯至今仍坚持写稿寄稿，看到第三位老人为了一份不知所以的稿费奔波多年，看到第四位男子坚信自己写出了世上最好的文章……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定也有束光，让他们恋恋不忘，让他们孜孜以求，让他们苦苦追寻，让他们沉迷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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