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二十四位大臣》局部。萧瑀为右者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
人间圣君、太宗李世民，其经天纬地之才，同样绽放于诗坛文苑，为历代子民留下近百篇诗赋佳作。他曾怀抱琼宫华殿，聆听雪落弦鸣，大唐风物在他笔墨之间初露神韵。贞观九年的某一日，他蓦然有所感触。他见寒风呼啸而过，唯有强劲挺拔的野草，才不被吹得东倒西折。“疾风知劲草”太宗于素笺上飞白纵横，将东汉光武帝称赞名将王霸的名言悠然吟出，赋成一首五绝。这首诗，他只想送给一个人，一位品性刚直如劲草的开国功臣，遂将此诗题为《赐萧瑀》。
江南有萧郎 西北入长安
倘若南梁的国祚再绵延数十载，萧瑀成人时，定是江南繁华地的翩翩皇子。兰陵萧氏，起于西汉位列三公的大臣萧望之，东晋末年已成天下门阀，在南朝更是齐梁时代的皇室，直至五代十国时期方与天下世族共同没落，堪称绵延千载的名门望族。无怪古人赞云：“名德相望，与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萧氏一门福泽子孙，曾出过二十一位皇帝、三十多位宰相，而且多是风流出众的文人雅客，于经史、诗文、书画、音律方面皆具极高的造诣。单以距萧瑀最近的南梁为例，开国皇帝萧衍修编民间乐府，昭明太子萧统有《文选》行世，萧瑀之祖父萧察致力于注疏佛经，其父萧岿更有十四卷经籍杂论传世。至萧瑀时，史官一笔“聚学属文”，道出其嗜学之性。至于其作品，正史仅记载一篇驳斥刘孝标《辩命论》的散文，名曰《非辩命论》，时人皆称之。此文旨在论述人秉天地而生，吉凶祸福不能全部归咎于天命，也由个人言行善恶所致。而其行文遣词，却因日久散佚不得一窥全貌。
萧瑀生活的时代，物换星移，陈朝代梁，自祖父始萧氏仅辖江陵一州，延续帝王残梦。他九岁时，也不过是郡王的封号。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萧家又带给他另一种身份的尊崇。因父亲与隋文帝交好，他的姐姐虽无缘梁朝公主的尊号，却有幸嫁入晋王府，在助夫夺嫡后，成为隋炀帝身侧母仪天下的萧皇后。自萧妃出阁，他也随姐姐客居隋都。萧氏王气渐收，却因这对姐弟再次创造家族的奇迹。或许是家世的衰颓和局势的动荡，萧瑀无法学祖辈那般醉游江南，潜心于文艺修习。然而世事浮沉，他拥有更多英武特质，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隋唐乱世中，继续顽强地生存。
虔虔礼佛心 昂昂摈俗意
出于对萧家的敬仰与对萧后的爱重，隋炀帝即位后，对萧瑀亦十分青睐，委以机要。而起初，萧瑀却对朝中富贵淡漠视之。有次遇风疾，他却不急于医治，反而劝慰家人：“倘若天假余年，我便决心归隐。”萧后只好出面教导幼弟：“你的才智，足以扬名显亲，岂可轻毁形貌贪求隐逸？”他这才重燃进仕之志，在炀帝提携下加官进爵。南朝四百八十寺，原来，南梁先祖遗传给萧瑀的，还有一颗敬佛礼佛的虔敬之心。他自幼学佛，常向空门高僧讨教佛经，是个俗世间的修行人，故而能够超脱权贵与身份的枷锁，淡看生死荣辱。
历来修佛之人，在旁人的印象里，多半宽简洪量，笑容亲和，为人做事皆透着从容慈悲。多年修佛的萧瑀，却生来一副端正耿介的脾性，容不得世间半点污秽，即使面圣也无半分收敛。炀帝在位时，骄奢无道，却被萧瑀屡屡进谏，终于由爱转憎，情分日疏。
然而萧瑀不为所动，依旧怀着佛家的善心为炀帝尽忠尽职。大业十一年，炀帝出征高丽时，巡行北部边塞，竟在雁门关遭数十万突厥兵马围攻。情形危急时，萧瑀又站出来慷慨陈词，请求炀帝下旨停止进攻高丽，这样兵士在归乡的鼓舞下便可一心御敌。谁知，炀帝在突厥退兵后出尔反尔，却为了挽回帝王颜面，将无辜的萧瑀降为河池太守。
萧瑀毕竟是将相之才，一入河池，便将这座京师附近的郡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当时河池盗匪横行，他暗中招募勇士，设奇计而破之，加之淡泊财帛，更把收缴的财物都赏给有功之人，河池官民皆愿为他效力。十三年，作乱的枭雄薛举进犯河池，萧瑀竟也举兵击退，从此叛贼再不敢觊觎，郡中大安。
良禽择佳木 水穷云起时
萧瑀与隋主的关系，绝非萧后胞弟那么简单，他自己更娶文帝独孤皇后的亲侄女为妻。这样一来，他不仅是隋朝红极一时的外戚，更和未来的唐朝皇室结下难得的姻亲关系。隋朝的唐国公、大唐新皇李渊，正是独孤皇后的亲外甥，萧瑀妻的表兄，两人在隋廷便是知交好友。太宗李世民，更应尊称他一声姑父。这似乎已经预示着，萧氏的福分不会因朝代更替而损毁，若处事得当，反而有更上一层楼的机缘。
出任河池太守的这段时间，京城已是风云突变。晋阳起事的李渊入主长安，向萧瑀修书一封，请他回长安同谋大事。萧瑀见机知命，料定隋室气数已尽，这位相识已久的表兄定能完成兴国大业，遂以河池郡归唐。回到长安，朝堂易主，萧瑀却受到更多的礼遇，官拜尚书，封宋国公。高祖李渊每当临朝听政，必赐他御榻以示爱重，更因表亲之故，亲切地称他“萧郎”。
萧瑀继承南朝先帝文治武功的禀赋，在初唐的战场上同样立下功勋。秦王讨伐洛阳王世充时，他亦作为府司马随军出征，以“预军谋”之功拜为宰相，位极人臣。这期间帝国草创，百司待立，高祖将国典朝仪等要务委于萧瑀。他更是孜孜以勉，不容半点疏漏，其严谨审慎令时人畏惧，连高祖也为之叹服。
武德初，高祖责问萧瑀，为何政令颁布如此迟缓？他则淡定地以理相喻，自言己在隋朝时，百官若发现前后政令相悖，便不知所为；如今百业待兴，皇帝政令关系社稷安危，所以他收到政令，必然仔细勘审，确保不与之前的法令乖背。“迟晚之愆，实由于此。”高祖闻言，也只得拊手道：“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忧？”
尽管如此，萧瑀的奏报、提议大多仍被采纳，高祖以为，“得公之言，社稷所赖”，特赐金优赏。萧瑀的性情可贵在一以贯之，他不因唐主的恩遇封赏而折节，百般推却才不得已接受赏金。起初，他在关中尚有田宅家业，早已赏于功臣，高祖特地赐还，萧瑀不曾顾惜，都送给宗族子弟，独留庙堂一座，以供祭祀之用。
疾风知劲草，时穷节乃见。萧瑀作为南梁后裔，历仕隋炀、唐高，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唯独不变的是他刚正不阿的气节，还有仗义疏财的显豁。太宗以此旧典赠萧公，恐怕亦是赞其坚如磐石的心性。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萧瑀的耿介有时是美德，有时却是致命要害，其命途奇诡之处，更在贞观一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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