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荡》第二十三章

老部荡第二十三章一一一生活不饿手艺人。

火烧队屋

萧索冬景寒，曾有顽童仨。

无识惹明火，保温草屋燃。

浓烟随风起，烈焰袭宵汉。

财物何足虑，只求人平安。

“救火啦！救火啦！”

“快快快！提水，提水，泼！”

“别冲到火中间去了，泼水，泼水”……

火势猛烈，呼声凄厉，直冲云宵，几百人手提肩挑，前往老部荡取水救火，壮劳力“打肩”挑水（接力赛的形式）拼命了奔跑，寒冷的冬天，打着赤脚却汗流浃背，妇女们边哭泣边用杨叉扑火，用铁锹挖土填火，围着那三间茅屋，乡亲们与火神展开生死搏斗。

一盆盆，一桶桶的清水泼向火势，“噗嗤”声响起，升起团团烟雾，一棍棍的扑打，一锹锹的泥土往火里埋，火光映着乡亲们激动、悲切的脸，有汗，有泪，有满腔斗志。

经过两个小时的奋战，大火熄灭，乡亲们趴在地上喘气，呆呆地望着满地狼藉的残余物，队屋所有的财产，十烧六七，几个妇女失声痛哭，边哭边骂：“几个小砍老壳地，翻短爬杨叉地，讨债鬼，小短阳寿地，小催肉地，玩你地淹把，怎么要烧我们的队屋啊，呜呜呜，没有粮食，我们吃什么？没有犁耙家业，我们怎么种田？呜呜呜！我们好造业啊，我们好命苦啊……”

队长徐云孝指挥男劳力进去整理残留物，扒出还能用的农具，以及还能吃的粮食，老年人劝慰哭泣的妇女们说：“只要没有人员伤亡，就是不幸中的万幸！财产是小事，人是大事，种田的犁耙家业我们来动手做，粮食没有了我们去借，日本鬼子入侵杀人我们都熬过来了，一场火就能烧倒老部荡的人吗？都振作起来，女的回去，男的留下善后。”

没有一个人回去，妇女们用棍子扒开一层层的灰，小心翼翼地用手捧起半糊的稻谷，用口轻轻地吹，一小把一小把地把半熟的米挑出来，装在箩筐里，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队屋里两万斤粮食只剩下三千来斤，如何叫人不辛酸落泪。

听老人讲，我们队的队屋，旧址在我三伯父的老屋斜对面，三间土坯房，茅草顶，面积和现在的红砖房差不多，一间做“温室屋”，主要是春季天冷，早稻泡种育秧用。一间是粮仓，合作化年代，集体出工，同工同酬，全队的粮食收成都归集体所有，然后按每户的工分来分配粮食。一间是农具房，所有的犁耙磙耖水车等农具，在冬天会清洗干净，重新上好桐油，晒几个大太阳后搁起来，待第二年春天再拿出来用。

靠廊檐边还挂有四条大船，是村民在老部荡绞水草肥田与捕鱼用的，也被烧得只剩下几根铁钉，队里公有的财产就这样被烧得七七八八，若不是粮仓用厚厚的泥巴墙围住，还保留了一点，真担心乡亲们的生活怎能熬到第二年早稻收成。

故事发生在1974年，三个闯祸的孩子是：徐玉高，李友林，张爱红。那时候他们也才四岁左右，正是调皮得狗也嫌的年龄，当天，王家清的爷爷仙逝，出殡送上山后回来吃午饭，王家清的祖屋离队屋很近，几个小孩子捡鞭果子玩，为了新奇好玩，他们把鞭果子放在队屋前的草垛里，徐玉高到家里灶背上偷来火柴，点燃鞭引子，随着“啪”地一声巨响，引响了旁边埋的一堆散鞭子，再引起明火烧燃了草垛，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很快便漫延到队屋顶的茅草，再烧进屋内。

待大人发现失火，火势已铺天盖地，人们纷纷冲出家门，拿着脸盆挑着水桶，拿着杨叉铁锹，拿着竹棍木板，前来灭火，乡亲们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没有畏惧退缩，勇敢地与大火作斗争。破袄上用冷水浸湿了救火，头上全是草木灰，脸上薰得乌七抹黑，打着赤脚救火，那是一种壮烈的斗志在支撑。几个小孩子吓蒙了，事后没有人找麻烦，那是一种悲悯的情怀。

几个小调皮被自家老爹一顿好打，邻居们又来“解交”，说事情已经发生，打孩子打出拐那就更不应该了。

第二天早上，大队书记王国红来调查，家长从床上抓来几个“小土匪”，送到队屋现场，王国红先生哭笑不得，说放了小孩子，别把孩子吓坏了，但大人有管教不严之责，每人写一封深刻的检讨，在大会上向乡亲们赔礼道歉。

徐玉高是我的堂兄，他家与我家住隔壁，他的父亲徐上贵，我叫大叔的，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一辈子谨言慎行地生活，卑微如尘埃，连讲话都不敢大声，却坚强不屈，辛勤地在黄土岗上劳作，甚至没有出过远门，默默地用汗水浇灌泥土，同多病的婶娘一道，把五个子女抚养成人。

上贵大叔看过一些古书演义，知晓周公礼仪，常给我讲《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故事，从小我就有英雄梦想，想像着跃马提枪，保家卫国。

李友林的父亲李农锦是一位理发师，他重情重义，事母至孝，前文曾讲过李老师傅在六十岁时，孙女都很大了，只要老母亲一吆喝，马上低眉顺眼地走到老娘面前听训，我们村里的老人都说，只有李府上的徐婆婆的命就好，五个儿子个个都孝顺。

我们小时候都是李农锦师傅给理发，全家男丁包年，他常提着一口暗红色的工具箱，走村串户地给乡亲们理发。那时候我们管理发叫剃头，李师傅坐在大板凳上，我站在他身前，他一手按住我的小脑袋，一手用手推理发剪，剃好一边，转个半圈，剃另一边，然后用臭肥皂给我洗头，剃完了还用右手中指弹我的后脑壳，“呯”的一响，他哈哈一笑，我横他一眼了跑开，父亲交待，对手艺人要有礼貌，我不敢骂人的。

张爱红的父亲叫张成玉，我们叫成玉三爷，下一辈叫成玉三嗲，他个头不高，讲话细声小气，是个挑货郎，用扁担挑两只原木箱子，里面放一些针线饰品，走家串户卖些杂货，我小时候到他的货担上买过鱼钩与钓线，还有母亲用的眼睫毛夹子，母亲她们几姐妹的眼睫毛都有一些往里长刺眼珠，于是需要用很合缝的铜夹子夹出来。

成玉三爷的老伴走得早，他养大五个孩子也不容易，那两只沉重的木箱，不知挑断了多少扁担，露出脚指的布鞋，不知走了多少个村庄，他还为有缘人牵红线，做过很多善事，有诗为赞：

一根扁担走千家，

两个木箱映晚霞。

路远三更时常有，

无休四季送寒鸦。

情深五子甘为马，

六月蚊虫共饮茶。

七对青年结伴侣，

八处红线忆桂花。

人生九曲黯回首，

十岁务农种稻麻。

百里奔波夸父泪，

千行脚印带泥巴。

红尘万里家乡远，

赤胆忠心在天涯。

家乡有老话：生活不饿手艺人。我都后悔没学过手艺，不然也有一技之长可以养家，记得当初大哥建议我去学个手艺，而父亲坚持让我读书，父兄的恩情可以理解，都希望我过上好点的日子，而我那时候怕吃苦，认为只有读书才是跳出农村的唯一途径。大哥让我学理发，我说怕剃须刀划破别人的头，要我学瓦匠，我怕太阳晒，要我学木匠，我嫌斧头太重，于是成了个高不成低不就的“翻身子”。

那失火烧队屋的三个少年郎如今都过得很好，徐玉高是木匠，忙时在家务农，闲时外出搞装修，现在的木工都是机械化，早就不用斧头与手锯了。李友林继父业，在红旗集市开了个理发店，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爱红是瓦匠，他现在自己承包工程，当起了老板。

故乡的队屋早已不在，三个小调皮也近半百之龄，他们只要回到家乡，便装“团团烟”（转圈圈了见人就递烟），老年人会露出稀稀的几颗牙齿，笑着说：“得个烟应该呼，当初你们烧队屋，可是让我们饿肚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