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年九十八而归道山，可称高寿了。
季老死前两年，自辞“大师”、“泰斗”的称号，但各类讣告还是都称他为“国学大师”，在这个“大师”漫天飞的年代，大家或是觉得这个有点可疑的“帽子”，戴在季老头上，是最稳当不过的。在内地，学术界有此威望者，钱锺书之后，不作第二人想。
世人多轻近贵远，钱季二人都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时人发现后，才奉为“国宝”，供上神坛——钱锺书博如昆仑、季羡林会12种语言（其中数种是已死的古语言）云云，被坊间津津乐道。
钱老的学问在《管锥编》里，时人多谈《围城》；季老的学问在他的古印度和古西域的语言、历史研究中，时人更重视他晚年对中国文化鼓吹的几篇宣言式文章，一代异域绝学的名家成了“国学大师”。
钱老是真正的“通人”，驳杂的传统学问，于他更像一种修养、趣味，有种家学子弟身上所带有的纯粹干净的读书人的气质，不是猛读几千本书所能练就的。钱钟书抖落学识的信手拈来，有一种满不在乎的贵族气质。
而季老却是真正的专家，留德的十年里，受过严格的西方现代学术训练，通晓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四科中全部得优。他的早期研究领域主要在印度语言学，归国后，则转向相关的佛教史及中印文化关系领域，以其印度、中亚古语文的深厚素养，竭泽而渔式的细致考索功夫（几十年前下的结论，今日也难撼动），声振国际。
季老一生服膺陈寅恪，他的学术方向，可说是得惠于陈先生。季老就读清华西洋文学系时，曾旁听陈寅恪讲授的“佛经翻译文学”，乃触发了对梵文及印度的兴趣。留德归来后，又得陈寅恪推荐至北京大学直任教授。陈寅恪早年在欧洲也学过梵文，但只为解读史料，旨在通达，远不及季老下得功夫专精。
陈寅恪和钱锺书都是淹博大儒，但钱锺书仿佛对陈寅恪的学问还是有保留的，他在美国和后辈余英时说，陈著《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实在太Trivial（琐碎、见小）。而季老比余英时更强烈地站在了陈的一边，著文说：“考证杨玉环是否以处女入宫，这个问题确极猥琐，不登大雅之堂。无怪一个学者说：这太Trivial了。焉知寅恪先生是想研究李唐皇族的家风。在这个问题上，汉族与少数民族看法是不一样的。寅恪先生从看似细微的问题入手探讨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由小及大，使自己的立论坚实可靠。看来这位说那样话的学者是根本不懂历史的。”
说起来，钱锺书是季老清华同窗的师兄。那几年报考清华的学生里，有三个严重“偏科”的：吴晗（数学0分）、季羡林（数学4分）和钱锺书（数学15分），三个人后来都成为一方大家，名动天下。但数十年后季羡林撰文纪念师友，述怀旧情，誉扬学识，学界名流囊括殆尽，唯独不见钱锺书。
一代宿学，两不相会，倒是后人可拓展的谈资。
季老晚年对中国文化的鼓与吹，并不算文化成果，而且，以考据家的素养侈谈义理问题，说“只有东方文化能拯救人类”云云，近于口号，争议实多。或许应了鲁迅先生说的 “专门家的话多悖”了。但随着持续的“国学热”，反而增加了季老的世俗名声，甚至为名所累。其实以季老的专家之“专”，举世皆称冷僻绝学，而且梵文、吐火罗文皆属古印欧语系，被称为“国学”，实是世人的误解。
季老晚年用力的最勤的《糖史》，汇通古今中西，七十余万字，堪称巨作，其实当博物学读都是很好看的。但时人多不读，却将季老年轻时“爱看女生白腿”的日记，传成了“网红”。那几则日记倒是毕现了季老的风格——与季老南北并称的饶宗颐老先生说，季老具有厚实的齐鲁风格和涵盖气象，不矜奇、不炫博，就是一个“实”字。
季老96岁请辞大师，才是真读书人的风范。所以，咱们就别扯什么国学，还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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