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悲剧

如果袁世凯早死三年，也许他在人们心目中比孙中山还伟大

公元1911年，大清朝宣统三年，年属辛亥。湖北武昌爆发起义，史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大清朝灭亡的导火索，但不能说直接导致了宣统退位，清朝灭亡。这期间有一个人的功劳不可忽视，他就是袁世凯。

我们在形容袁世凯的时候往往用到一个词“窃国大盗”，因为他既窃了大清国又窃了民国，最后还想要复辟做皇帝。

我们国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往往喜欢用简单的道德标准，忽视这个人的事功。对于技术性问题的激烈讨论最后总是容易变成道德上的争论。于是后世的人往往忽视了袁世凯的功绩，只揪住复辟不放，难免使人物变得不真实。仅仅说他是一个阴谋家、一个伪君子、一个窃国大盗，于是我们对于袁世凯的认识也变成了僵硬的脸谱。

辛亥革命爆发，声势浩大，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外强中干，乌合之众。那群人与其说是想要民主，不如说是随风倒，谋求政治前途，有利可图。

就在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清廷紧急召回袁世凯，袁世凯以足疾未愈为由不肯出山，后来清廷再三请求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两天后袁世凯由山东抵达京师，三日后重组内阁，调度北洋军抵抗革命军。革命军形势不容乐观，除去装备和士兵能力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威胁，军饷不够了，要打仗没军饷士兵吃什么？大战一触即发，双方和谈。结果是袁世凯让宣统退位并享受优待，问题和平解决，民国建立。（恕具体的内容无法一一详列，有据可查）

所以民国建立的时候，袁世凯为此是受人称颂的，甚至呼声比孙中山高得多，又当上了大总统自然是春风得意。

但袁世凯的生活轨迹由此而改变。当上了大总统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轻松，除了百废待兴的事情让人焦头烂额之外还要处处收到革命党人的限制。后来还出了宋教仁遇刺的悬案，矛头都指向袁世凯，加之后来的二十一条和复辟事件等等，让袁世凯留下了彻底的骂名。所以袁世凯的后半生可以说是“晚节未保”。如果他早死三年，那留下的就不是骂名而是英名了。那时宋教仁还没死，他还没复辟，没有二十一条。那时人会记住是他用和平的方式让清帝退位建立民国的，死了之后民国这个烂摊子就留给宋教仁这群人去处理吧！

我一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人物！

袁世凯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官僚，而且很出色，处事方法也是中国官僚式的。他和那群留过洋的革命者对待政治的方式也不同，这其中有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以袁世凯只是一个出色的政客，却不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没有孙中政治家的风度，以及对于政治的胸怀。我们看到袁世凯在处理关于辛亥革命的问题上的手段，始终不离李宗吾在《厚黑学》中说的“补锅法”和“锯箭法”这两种手段。这两种手段是中国旧官僚处世哲学，与其说袁世凯是一个阴谋家，不如说他只是一个中国传统官僚式的政客罢了。

袁世凯的复辟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但是我希望我们现代人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希望能对古人宽容一些，因为我们现代人觉得民主是好东西，自由是好东西，觉得凡是阻碍民主自由发展进程的人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王八蛋。这只是我们看历史，我们知道了，那个时候的人看不到我们现代人看到的东西，他们甚至不知道民主自由为何物，而且民国初年的民主自由又一塌糊涂，甚至人们不知道民国为何物？民国有两次复辟，一次是袁世凯，一次是张勋，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居然支持复辟，包括康有为在内的遗老。如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再看袁世凯复辟的事件未必那么可笑，更多是可怜。如果袁世凯复辟我们只对袁世凯口诛笔伐是有失公允的，因为我们要对那时整个社会反思。

人与环境抗争，往往是形势比人强，人最后变成了一个悲剧。袁世凯是清朝的重臣，民国的总统。既作为一个遗老，又作为一个元勋，在旧式官僚思考方式与新的政治形势下，在这种新与旧转换中的矛盾中产生了悲剧性的袁世凯，袁世凯的悲剧可以说是环境的产物。

而且袁世凯在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所作出的功绩是难以磨灭的（见附录）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浪子回头金不换。就是不论你原来做了什么，只要你可以改过自新就照样是个好男儿！不过那些一生建功立业最后晚节不保的人是最痛苦的，因为人们会因为没有守住晚节这种道德问题推翻他原来所有的功绩，认为他所有的道德都是伪善，在中国这片评议人物喜欢只谈道德不谈事功的土地，所有的功绩都会因为道学们对于道德上穷咬不放的攻击而被掩盖。于是给袁世凯最后的评语也是道德评议——阴谋家、伪君子和大盗。有时难免心痛。

于是我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吾惜袁世凯之才，而悲袁世凯之时。袁世凯有能力是公认的，可惜他生不逢时，如果早生百八十年也许是个中兴名臣，早死几年也许是个民族英雄。不过可惜他生在了这个新旧交替的环境中（而且活的太久了），这种矛盾让袁世凯成了个悲剧。他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或者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附录：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