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中的董卓形象
公元189年，汉帝国悲剧性谢幕的前夜。
这一年的五月份，帝国最高负责人刘宏因病去世，嫡长子刘辩在大将军何进的帮助下登基为帝。最高权力的交替，往往是最容易引发动乱的时刻。
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帝的即位，紧随其后的是帝国政坛的又一轮洗牌，而这通常意味着杀戮与血腥。
汉帝国的政治势力由三部分组成，即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与士大夫集团，这三大势力集团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勾连。当一方势力过于强大时，常常会引来另外两方势力的联合。
东汉末年，皇帝不理朝政，重用宦官，因而使得宦官的势力急速膨胀。宦官权力的一家独大，导致了外戚与士大夫权力的不断被压制。
压抑的越大，反抗便会越激烈，而最激烈的反抗莫过于从肉体上消灭对方。
于是乎，到了公元189年新帝即位之后，一种旨在铲除宦官势力的极端方案被端上台面，以袁绍为代表的士族联合刚掌权的大将军何进，密谋将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诛杀殆尽。
完全消灭宦官势力的做法有利于外戚和士大夫集团，但对皇权的巩固却有其不利的因素，因为这打破了帝王权术中的平衡之道。
因此，尽管有大将军何进的数次立劝，垂帘听政的何太后仍对哥哥的提议置之不理。
外戚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至高无上的皇权，当新帝因年幼而无法自如行驶这一权力时，太后便成了一切的权威。
没有太后的同意，从法理上讲，擅自诛杀宦官自然是谋反之罪。因此即便手握重兵，何进也不敢随意行事。
这需要第三方势力的介入。
袁绍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让地方军以清君侧为名入京，用武力胁迫太后服从。
何进颇以为然。于是命令董卓、丁原、桥瑁、王匡率军往洛阳发兵。可惜的是，由于性格上的优柔寡断，占据上风、形势一片大好的何进并没有笑到最后，反而被几个宦官所杀。
而还没来得及高兴的宦官，随即便被袁绍、袁术指挥愤怒的禁军屠杀一空。
就这样，外戚与宦官势力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双双消散，帝国的权力中枢陷入一片空白之中。
政治的混乱对帝国有害，但对于董卓来说，却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在得知洛阳的混乱后，驻军不远处的他立刻火速赶到了洛阳城，第一时间找到了逃亡在外的汉少帝刘辩与陈留王刘协。
当跟随皇帝的大臣命令董卓退军回避时，董卓霸气回应道：诸位公卿身为国家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致使国家动荡，天子流落在外，你们哪有让我退兵的理由！
秀才遇到兵，哪里还有道理可言呢？于是乎，董卓的主政成了不可避免，军阀的时代就此到来了!
作为拉开三国大幕的首位军阀，董卓的兴起有一定的偶然性。
假如何进行事谨慎一些，没有被张让杀死，或者何进更果敢些，早点动手除掉宦官，那么董卓之乱或许不会发生。
但从另一方面说，董卓的兴起又有其必然性。
从汉武帝征讨匈奴以来，帝国原有的征兵制度逐渐被破坏掉了。因为兵役太过繁重，百姓们只得纷纷逃离土地，户籍制度于是毁坏了，建立在其上的征兵制度自然无法有效地执行。
刘秀建立东汉以后，因为过往制度的损坏，外加为了与民休息，便下令废除秦汉的征兵制。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刘秀下令废除自西汉以来长期实行的，以郡国都尉主持兵员征集、训练及“都试之制”的郡国兵制度。
第二年，他又下令裁去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工及军假吏等郡国兵，让他们复员为百姓。
经过这两道诏命的颁布，帝国原有的征兵制度被废止不用。百姓的兵役负担为此大大减轻，对平民来说，这当然是一项好制度。
但它的不利之处便是造成国家军事实力的衰弱，而各郡也显然缺少了守备力量。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帝国开始征发罪犯充军以及采用募兵制以补充士兵的短缺。
随着募士比重的不断增加，在帝国边疆及中原各要害地区设置固定的军事基地的制度应运而生，这便是东汉的营兵制度。而随之而来的便是士兵服务期限的延长，即由固定服务年限变成了终身制。
职业兵由此走上了历史舞台。
士兵的职业化，使得军队自成一个新的组织团体，其与武将之间的统属关系也逐渐固定化，进而彼此间变得更加亲密，甚至进一步演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军阀于是成为可能，而帝国的灭亡也就蕴含于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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