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年5月22日，东汉帝国的太师董卓在前往皇宫的路上遇刺身亡，他的尸体随即被抛弃在长安的闹市口，以示羞辱。
他的族人，上至九十岁的母亲，下至未成年的孙女，不久之后也被皇甫嵩尽灭于郿邬。
而这一切，距离他率兵入洛阳掌控朝政还不到三年。
董卓之死
其实，自从去年遭遇越骑校尉伍孚的刺杀后，董卓对自己的安危已越发上心。
在这次入朝参加皇帝的宴会时，从长安的居所到未央殿，道路的两旁都陈列有士兵以保障安全。然而出乎董卓的意料，贴身保镖吕布这次却成了刺客的同谋。
—-吕布何在？
当车驾进入北掖门，充作护卫的李肃、秦谊等人突然挥舞着手中的兵器刺向董卓进而导致他坠下马车时，他连忙呼喊吕布。
—-有诏在此，奉命讨贼！
面对董卓的求救，吕布却不慌不忙地掏出一封讨贼诏书，并将之高高举起。
大吃一惊后的董卓怒不可遏：“狗奴才，安敢如此！”回应他的是一柄直入胸膛的戟，戟的主人为吕布。
参与这一谋杀案的两个人，一个是被塑造为天下第一猛将的吕布，另一个是一心为国的司徒王允。吕布为什么要杀董卓？有人说是因为美色。王允为何要杀董卓？有人则说是因为他残暴百姓，荼毒生灵。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还没有比他更不堪的人。
这是陈寿对他的评价，也是历史的公认。这样的人，想不灭亡似乎都不可能。
然而，正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对商纣王的评语：“纣王的缺点，远远达不到传说中的程度”，历史对董卓的批判程度也远超他所犯下的罪恶。
董卓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会只想着施暴于他人或者消灭对方的肉体。
道理不难理解。董卓热衷于追求的是权力，权力是什么？它是一种支配关系，立足于人际交往之中。孤家寡人毫无权力可言。
要想长久地拥有权力，一味地武力镇压并不可行—黑社会也要拜关二爷，必须要让被统治者自愿服从，也就是要建构权力的合法性。
董卓知道这个道理吗？
他知道。因为他初始权力的来源，便不是单纯依靠武力取得的。
权力从何处来？
简单来说，权力的来源通常有这么几种：
“拳头硬的便是爹”是一类，这种权力是诉诸于武力的镇压。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式的嫡长子继承制是一类，这种权力源于对传统的服从。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式的科举为官是一类，这种权力源于法理的正当性。
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场”是一类，这种权力源于对统治者个人超凡魅力的号召力。
董卓家世普通，他的权力来源于第三、四种。在他人生的初期，第四种更为主要，即领袖魅力的加持。乱世的军阀、开国的帝王走的都是这种路线。
董卓年轻时是个豪侠，曾经游历羌族聚集区，结交了大量的羌人部落领袖。所谓豪侠，便是如宋江一般，交友广泛、不爱钱财且急人所急，袁绍、曹操、刘备、孙策都是这类人。
董卓游历归来后，躬耕于农。后来有羌族的部落酋长前来拜访，董卓二话不说，杀掉珍贵的耕牛来宴请对方。这些酋长们为董卓的义气所感动，回到部落后，将搜集到的牛马羊等千余头各类牲畜回赠给他。
到了公元167年，董卓跟随中郎将张奂一道征讨叛乱的羌族，大破之，因功提拔为郎中并得到九千匹缣的赏赐。董卓把封赏之物全部分为手下的将士和官吏，一点也没留。
从以上的事情出发，我们不难看出董卓为人的豪爽、爱好交友及不爱钱财。
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凉州的汉人及羌人归顺与他，并由此建立了强大的凉州军事集团，成为他立足于世的根基。
—-董卓平素里在陇蜀之地拥有盛名，今天杀了他，向西行军平定羌乱根本不可能。
中平三年，张温指挥董卓、孙坚平定边章羌乱。当孙坚以嚣张跋扈、目无尊上又没有功劳为由劝张温杀掉董卓时，张温以这样的理由拒绝了他。
董卓崛起于战争，依赖的是他在凉州地区的名望以及强大的凉州军团，而这又是建立在他超凡的个人魅力基础上的。
以此推之，要想拥有更高的权力，就必须进一步发挥这种领袖魅力，形成更大的人群认同。武力可以用，但不能是唯一的手段。
所以，掌控朝廷后的董卓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拉拢士大夫集团。
其一，为陈蕃、窦武等死去的党人平反，恢复他们的爵位并选拔任用他们的后代。
其二，重用天下名士为中央高级官僚，如蔡邕、黄琬、杨彪、郑泰等。
其三，任命士族名士为地方一把手，如刘虞、韩馥、刘岱、张邈等。
自董卓进京以来，公卿大臣、州郡一把手都是从旧官僚或者士族名士中选拔，西凉军队中的武将甚至于他的亲信也都无一被委以高官。
做了这些后，董卓本以为会迎来士大夫的归心，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各路诸侯的发兵讨伐，三国演义里描述为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为什么会这样？
把原因仅仅归结于董卓残暴不仁这一因素有些太过简单，这背后其实暗含着帝国东部与西北边疆之间的矛盾—即关西与关东两大势力的对立。
这里的关，指的是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函谷关。当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诸侯起兵勤王时，同为关西武将的皇甫嵩非但没有相应反而听命于董卓，便是一个显著的信号。
董卓被杀后，司徒王允掌权。因为董卓军队里的武将及在职的官吏多是凉州人，王允便打算解散这些军队。
—-凉州人一向忌惮袁氏家族，害怕关东诸侯。现在如果要解散军队，就会人人自危，可以让皇甫嵩为大将，统领这些军队驻扎在陕，慢慢安抚他们。同时与关东诸侯联系，之后再观其变。
有人这样劝阻道，这建议显然是个良谋。
—-不然。关东兴义兵的，都是像我一样的人。如果让军队屯驻在陕，虽然安定了凉州人，但不免会让关东诸侯生疑，甚是不可。
王允就这样拒绝了臣僚的建议。从他的语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凉州与关东之间的对立。
为什么会有这种对立？
因为地理条件的差异，东西对立古已有之，而将这一对立显著化、激烈化的则是秦国。
自战国中后期，秦国开始往东开疆拓土，并逐渐呈一家独大的趋势，随之形成了六国与秦国的对立，于是山东六国的观念出现了，进而出现了关西、关东或山西、山东的说法。
刘邦建立西汉后，帝国的首都在山西的长安，加之西汉因匈奴问题引发的对西域地区的重视，所以东西之间有着良好的交流，彼此是一个文化共同体。
然而随着东汉定都山东的洛阳地区，帝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了东部。其后致命的匈奴威胁又被消除，西域地区的军事战略地位也不复存在。于是乎，帝国对于凉州地区的重视程度开始下降。
不过，匈奴问题虽然解决了，羌乱却不断发生，并成为帝国西部最大的边患。东汉一朝，较大规模的羌乱前后共有五次，羌汉战争几乎贯穿了东汉两百年的历史，到东汉中后期更是此起彼伏、无有宁日。
羌乱与匈奴问题不同，因为羌族人数不多，而且组织结构还停留在部落联盟的阶段，没有像匈奴单于那样的集权领袖。于是，羌族的叛乱不会给帝国带来致命的威胁，这是有利之处。
但不利的一面也很明显，帝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西部羌乱。
因为今天与这个部落进行了和谈，明天那个部落又反叛了。等镇压了那个部落，又有第三个部落起来为祸。如同打地鼠的小游戏，这个被摁下，另一个又冒出了头。如此反复，没有穷尽。
这种持续的羌患带来的结果是，以凉州为首的关西地区经常处在战争之中，习武之风旺盛，同时不断的战乱又造成大量的世家大族东迁，最终的结果是凉州地区的蛮夷化。
与之相对，帝国的关东地区，因为长期的和平，人人爱好舞文弄墨，文学之风大盛。
就这样，一东一西，一文一武，文化差异不断扩大化。虽然是受同一个天子管辖，但彼此却有着不同的文化。关东之人瞧不上粗俗的关西之人—尤其是凉州、并州等与羌胡杂居地区的人。
董卓的不被山东士族拥戴，自在情理之中。往小了说，这是权力的私斗。往大了说，这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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