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初那个风云变幻，思潮激荡的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活跃着一大批学富五车、豪气万丈、忧国忧民的宏学巨儒和仁人志士。其中，有一位学识渊博，狂狷不羁，不辱气节的国学大师，至今仍令人心仪不已，叹为观止。
他是自负的“庄子专家”。
在西南联大时，他经常跑报警，还开玩笑地说：“如果我被炸死了，中国文化就被炸了一半去了，我死了，谁来讲《庄子》啊？”他之所以狂妄，是因为他擅长古典校勘，多年潜心研究庄子，1939年出版的《庄子补正》成就了他“庄子专家”的美誉，就连陈寅格也给予“天下之至慎矣”的赞誉。
他甚至狂言：“全世界懂《庄子》的只有两个半，一个是我，一个是庄子，还有半个嘛……不知道。”如此才高狂傲，堪与辜鸿铭齐名。
他是敢犯颜的“祢衡”。
“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是对其不惧强权、藐视权贵、坚持自我气节的称赞。1928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召见时任校长的他，责令其严惩闹事学生。他却说：“你是司令，应该带好兵，我是校长，学生由我管。”
两人僵持，随后互拍桌子对骂，蒋骂他是“学阀”，他就骂蒋是“新军阀”，蒋打他耳光，他就一脚飞踹蒋，后来被投入大牢，经胡适、蔡元培等人多方营救才得以释放。但此事则令当时知识分子所敬佩不已。
他是爱惜羽毛的读书人。
“九一八”事件后，他上课必讲“国势的子阽危”、“日寇的险恶”，以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多次诱逼他留任北大，还请周作人当说客，但他却以“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坚辞不就。
曾与其同住一屋的四弟因给日伪政府当差而被他逐出居寓。当得知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到昆明时，他便指责其“怎么那样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呀！” 这样一位革命书生身上所体现的正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傲骨气节。
他是杆大烟枪。
他烟瘾极大，喜食鸦片，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就连上课之时，还向前排男生示意要烟抽。
他曾为盐商张孟希的母亲写墓志铭，在磨黑过足了四个月烟瘾，也正因此行，被闻一多解聘。他在诗序中写到自己有一个可爱温存之姬人，可惜短命，常为她夜不能眠，其实他作诗不过是怀念那杆烟枪罢了。
他深知鸦片之危害，虽有此不良习惯，但仍未忘师德教育，曾多次劝学生“勿染此恶习”。解放后，许多友人担心他“几十年的老烟瘾，可能过不了戒烟的鬼门关。”就连周总理都亲自批准他抽“云土”，可他却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鸦片。
晚年，他曾自我评价：“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
毋庸置疑，他是书生，也是狂生。高伯雨时常想起他，就是欣赏他的“狂态”。
正因为他学问大，所以傲，因为傲，所以狂，正所谓“是真名士自狂狷”。
他就是“二十岁就名满大江南北”，学贯中西，亦狂亦癫，一生充满浪漫传奇色彩，而长期被历史忽略的国宝级国学大师刘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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