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是一个很奇特的人。若是放在汉朝之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善学勤思的读书人，然后被记录到史册中，前半年后被作为中学生的文言文题目。
但是在东周时期的曾子，就显得很奇特了。根本原因不在于曾子本身，而在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东周时期，或者说先秦时期，中原文化还没有形成定势，求学者无门可求，除了有家学之人，其他人也只能碌碌无为了。
而曾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学渊源的家庭中，少有伏案苦读之说，从其父学诗书，这就形成了他早年的文化积累，以至于遇到孔子后，正心明性，知道了自己未来之路。而在孔子的弟子中，他也是寥寥无几“带艺投师”之人。
曾子其人，是极注重自身修养的，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吾日三省吾身”，是在中年时期说出来的。那时候的他，已经按自己所说去实践了十几二十年。所以他能提出一条“自省”之道：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三条，便涵盖了身为求学问道之人，所能自省的全部了。
为人谋而不忠乎？为别人谋划的时候是否有不忠诚？春秋战国时期，其实和三国时期很像，属于一个大朝代的一部分，但是天下诸侯割据，谋士武将们择明君而投，并不一定专为本国而谋。但是即便如此，文臣武将们还是有着自己的底线，即忠诚，即在其位谋其政。
所谓的忠诚，不仅仅是不背叛，还包括了尽心尽力。为人谋而不尽其力，视其为不忠。君王养贤士，为的就是为其出谋划策、警醒君臣，你不尽心尽力，或许国家就会因此败亡，岂不就是等同叛国。所以曾子对求学问道之人的第一条自省要求就是忠！
第二条，与朋友交而信。人无信不立，何况是与朋友交，都不能诚心以待，可想而知，对待其他人你又能做到怎样？
说到这里，其实能发现，曾子在此处所提出的思想，与子夏在“贤贤易色”章中所提出的思想极其相似，都包含了“忠、信”二道，但是曾子的思想中缺少了“孝”道，是否说明曾子“不孝”呢？很明显是不能这样理解的。与其说曾子忘了，倒不如说，在曾子的心中，“孝”是根本不需要提出来的，这是最基本最基础的为人之道！
再说到自省的第三条：传不习乎？再次与子夏之言不谋而合——忠信之后，方可言学。
子夏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当求学问道之人做到忠信之后，即便还没有学习文化知识，也可以说是学习过了，因为这样的人在品德塑造上已经很完善了，这之后的文化学习，便是水到渠成了。
而曾子所言，其实也有所区别。因为曾子的话，便是直言学习的方法了。
《论语》中有这么几章：“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而不思则罔”。
其实先秦时期的“学”，和现今的“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候的“学”，或者说上课过程，因为缺乏成熟的教学手段，更多的是“传道授业”，有些明师会在课上留下一些时间进行“解惑”，诸如孔子。
但是像孔子这样的明师，也因此会有众多弟子，于是自然便不能兼顾每一个弟子。虽然孔子说因材施教，可精力毕竟有限，这种情况下，弟子自身的进步，便更多地取决于弟子自己在课后的努力。
这里的努力，未必需要向颜回一样勤读不缀，但是孔子也会告诉弟子要“学而时习之”，这样才能“温故而知新”，因为“学而不思则罔”。
而曾子，很明显透彻了解了孔子的意思，在自省之时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传而后习之。在老师传授知识后，自己一定要去温习，能够“温故而知新”固然是好的，即便达不到，也能经过反复的思量，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向老师请教，然后老师才会为你“解惑”。
这，才是真正的求学之道。而这，也是必须在“忠信”之后，向自己提出的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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