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必有事焉就是集义的功夫，集义就是致良知。光说要集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如果说“致良知”，马上就有用功的地方，所以只说“致良知”就可以了。我们能做到随时在事上致其良知，那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没有半点虚假，那就是“诚意”；着实去致良知，没有一丝一毫意必固我的嫌疑，保持公正透明，那就是“正心”；着实去致良知，那就不会有忘记的毛病；没有一丝一毫意必固我，那就没有拔苗助长的毛病。所以说“格、致、诚、正”，就不用说“忘和助”了。孟子说“忘和助”，那是为了给告子的问题开处方。告子要抑制其心，这就是“助”的病痛，所以孟子专门说助长的害处。所以孟子专门说助长的害处。告子之所以强调助长，那是因为他以义为外，不知道在自己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所以孟子才这样说。如果时时刻刻都在自己心上“集义”，那么良知的本体就洞然明白了，自然是是非非都纤毫明白。如果告子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又说“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了。孟子认同后半句，不认同前半句。如果我们语言表达不清楚，不在自己心里琢磨明白，反而放下不去探求，那就等于放弃了。
孟子的“集义”和“养气”的说法，对于后世学者来说是很有帮助的，但那也是因病所开的方子，说得大概，不像《大学》的“格、致、诚、正”的功夫，尤其强调惟精惟一和简单明白，上下通彻，万年以后都没有毛病。
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比孟子的集义学说更有落地性，强调知行合一。集义而生更像是指导原则，虽然是一脉相承，但是还是要看学说与现实的贴合程度。至于勿忘勿助，那是着实致良知的“副产品”，如果“主产品”做得好，不需要“副产品”也行。
随时随地在事上致良知这就是格物，确实这样做了不自欺欺人，就是诚意；不偏袒自己的私心，公正透明就是正心。致良知不是在大是大非上才做，而是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上做，在有限条件下，在有限时间里，都下的精一之功，就能体察更精细，在事情开始前就能按照良知的要求去准备和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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