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

有两样东西，任你说出朵花来，我也不想再碰。一样是红薯，一样是南瓜。

我一直觉得我投胎的水平很是一般，时机选择也有问题，以至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成长的需求与困苦的现实这对主要矛盾中挣扎，不得不与红薯、南瓜为伍。我不知道我墩实矮胖的样子，是否与吃了太多的红薯南瓜有关。

红薯躲在地里，夹生在两季稻谷之间，作为一种卑微的作物，红薯没有资格谈条件。任何一块荒地都可以是它别无选择的安身之所。梅雨到了，我们把种薯藤剪成一截截两指一般长的一枝一叶，沾上草灰，往新翻的土里随便一插，也不用施肥，就由得它自生自灭或是野蛮生长，等着蓬勃的绿叶漫过一垅垅荒土。红薯很讲奉献，瓜熟蒂落前它就已经贡献着成长的力量，青黄不接的毫月里，母亲老炒红薯苼给我们下红薯饭吃，让我常想起煮豆燃豆箕这句话来。秋分过了，母亲再把红薯从地里起出来，小心地安放在楼上，母亲视红薯为大米一样重要的粮食来源，一年到头很多时候还指望着它。或许是吃得太多，超出了可以忍受的极限，以致现在我一看到红薯，都有种要流泪的感觉。它让我逃无可逃地想起。长时间红薯当主食时，吃饭是怎样一种憎恨而又无法拒绝的痛苦。

红薯的吃法比它叫法还多。我吃得比较多的是生吃、蒸着吃、晒干着吃，晒得好的红薯干还有一定的欺骗性，据说有几位乡党去北京，吃红薯干充饥，首都人民一脸愕然，还说，真是人不可貌相，人不人鬼不鬼的，居然把人参当零食吃。

毕竟不是细粮，红薯难以消化，容易胀气，并且常常以一种别样的声响体现出来，这也是一件长期困绕我学生生涯、让我情何以堪的事情。我无法忘怀在一节有关时区的地理课上，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正在画好的圆圈内填上钟点刻度，并声情并茂、鹦鹉学舌般模拟广播电台报时，哆哆哆哆——最后一哆的时候，我实在没法憋住那股汹涌的胀气，意境恢宏、磅礴肆意地释放出来！老师根本来不及刹车地说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点整，我在哄堂大笑和老师无比的愤慨中被赶出了教室，天空蔚蓝，还盘距着三二朵白云，我感动于一种自由的愉悦。坦白地说，我根本不清楚这种愉悦来自哪个方面。那是我默默无闻的初中生活中最高光和狼狈的一次，我因此收获了无数女生鄙视的眼光，我自以为是认为可能存在的一段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少年朦胧情愫也戛然而止，多年后我问及当年后排的那位女生，才知道那只是怜悯，就我贫穷的背景和很红薯南瓜的长相，是根本不配有爱情光顾的。那段时间我尤为反感红薯，一如我反感衣衫褴褛的父母偶尔来趟学校看望我一样，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红薯就是我的养父养母。

南瓜就更贱、更没名堂。相对红薯还能偏安一隅，抱团发展，南瓜只能委身孑孓旮旯，独孤求生，连个像样的地盘也捞不着。尽管如此，南瓜却偏不自卑，全然不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而且完全没有节制，疯狂长着，到后来，一根藤上经常结出十来个瓜，那瓜大到令年少的我很是烦恼，每年收瓜的时候，它让我一再体会到力不从心的痛苦，不断折磨着我瘦小的臂膀，我想这是我长得不高的一个潜在原因。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做出改变，后来常背着母亲在南瓜开花的时候就把花摘了，继而有选择地把一些嫩瓜也摘了，我不能容忍自己在与南瓜的斗争中输在起跑线上。母亲当然无法洞悉我的阴谋，只是感慨，怎么今年又是小年，唉！

红薯和南瓜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主宰着我家简单的饮食。那年，老师要我们用“狼狈为奸”新词造句，我当时文思泉涌，一蹴而就：“红薯和南瓜狼狈为奸，霸占着我们餐桌的有利地形。老师当场给了一把大叉。我认为被打叉的应该是老师的评判。红薯把我塑造成红薯的样子，老南瓜把我影响成老南瓜的色道，两样卑贱的东西支撑我卑微的生命，我不知道是该感恩还是仇恨。

红薯南瓜本就营养不良，偏偏母亲炒菜时都是把那块油渣片以无比迅捷的方式在锅底划一个小圈就草草收起，我抱怨母亲手势为什么就不能慢一点，那圈为什么不划大一点，不划圆一点，哪怕力道大一点也行啊，但我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来改变这一烦燥局面。

当然，不是所有关于红薯南瓜的情愫都与仇恨有关，比如晒干的南瓜皮炒豆豉装在罐头瓶里就是一种例外，它曾经贯穿了我三年初中的寄宿生活。我一周吃两瓶，一瓶吃三天，周而复始，少有更新，可是就这样，也难免得落入无菜可吃的可耻下场。睡我旁边的是一对双胞胎，他家比我家更不成样子，俩人三天共吃一瓶，规定每口一颗豆豉下一口饭，一天老二向父亲告状，说，哥哥一口饭就吃两颗豆豉，父亲很是恼火，恨恨地说，随地他，咸死他！好多年过去了，这一幕一直还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所幸贫穷和艰苦并不能代表一切。贫穷和艰苦并不能阻止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红薯南瓜交道打久了，我常常会陷入对吃肉的期待和幻想中。我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暗示母亲我很久没有与肉重逢过了，我很想念它。每每我问母亲今天吃什么，母亲通常显得很没修养，把铲子往锅里一扔说人参燕窝、乎骨烂肉！要么就是一句吃什么？！吃我的肉啊！把母亲逼急了，她会很没风度地取下永远插放在门框上面的荆条照我身上就是一抽，脾气来了，有时还会从家里直抽到门外，围着禾坪追打我。荆条抽到身上火撩的痛，我有几次怀着深仇大恨努力把它取下来扔进灶堂烧了，可是隔不了两天，又有一扎新的荆条耀武扬威地悬上门框之上，让我有些绝望的是，它出现的频率远远超过吃肉的频率，更令人气恼的是母亲在禾坪上追着我打的时候，全队的孩子们都像过节般愉悦，包括我姐，一阵欢呼，说我又吃了一餐苗笋炒肉。我们管挨父母荆条抽叫苗笋炒肉，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一种肉。

想说吃肉不容易，我甚至觉得比向后排那个漂亮女生说声想你还不容易。据我毫无技术的不完全统计，三种情况下吃上肉可能性大那么一点：一是过年，二是来客，三是去做客。前一种情况一年才一次，等待的时间太长，相逢的时间太短，不大合算；后两种相对靠谱。来客和做客其实就和后来我们招商引资的请进来和走出去本质上是相通的，问题是我家亲戚大都是一般穷的农民，吃国家粮的少之又少，走出去和请进来的理由通常有些难找，即便是家里偶尔来客，母亲总是把肉切成很大一砣，弄得客人很不好下手，一筷子下去，就空出一个巨大的难以弥补的空白，终归不是件雅事。我为母亲的笨手笨脚感到很没面子，长大后才明白母亲的自私自利和良苦用心。母亲常会把招待客人剩下的肉重新切细切薄片回锅，让我们打打牙祭。后来我上的那所中专做得最好的一个菜就是回锅肉，而这个时候，母亲已经过世几近十年，我看着食堂的回锅肉，却很少吃它。

那时什么都要票，买肉要肉票，吃饭要粮票，缝衣要布票，什么票都有，就是没有绑票。有一个地方吃肉最方便，那就是食品站。村上支书的儿子在那上班，神气的要命。据说他家常常有吃不完的猪肚，他在杀猪时会趁人不注意把猪肚塞进深深的套鞋里，猪肚很是溜滑的，藏在鞋里走起来很不方便，一瘸一瘸的经常摔跤，好多人相信他后来真瘸了是因穿猪肚走路摔的，我有些不相信。

我后来很少吃回锅肉，除了因此想起母亲外，再就是怕它油腻。我原来根本不这样，只是有一回在二叔家做了客后，情况才发生变化，二叔是矿务局的一个工程师，先后两次支援非洲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当年很多新生事物是他们家最初接触到的，比如过滤嘴香烟进口奶粉什么的。那是一个暑假，我和大哥身无分文厚颜无耻地在街上瞎逛了一个上午，饿了就毫无由头地去二叔家人模狗样地做客，二叔当时远在大洋彼岸，三个堂兄堂姐也不在家，恰逢婶婶从食品站买肉回来，那天运气和天气一样实在很一般，大半是肥肉，婶婶原本想炸了熬油，见了我们到来，一股脑全弄来青椒炒五花肉，估计是二三个月的肉票全在上面了，场面相当壮观，宏大得令我和大哥面面相觑，生生愣住下不了手来，在婶婶的一再鼓励和纵容下，我们最后把那一大海碗的五花肉吃得一片不剩，或许是吃得过快过猛，最后竟是撑着了，一路饱嗝。二十分钟回家路程足足走了个把钟头，那天晴空万里无云，一阵阵热风吹过，搅动着洋溢在我浑身上下每个毛孔的油腻，那风就像一根根撬棍，将我好不容易垒筑起来的珍羞大堤倾刻溃坝，所有美好的库存无法左右地倒腾出来，那阵呕吐实在过于威猛，令人印象深刻，比病了一场都难受，那顿吃得过于威武过于实在，到头来等于没有吃了。从此，我一见肥肉就起鸡皮，此后八年的时间，我再也不敢、也没夹过肥肉了。

在苦苦期待着过年和来客的同时，我还期待着老周和莲婆的到来。

老周是外地人，具体哪里的对我们来说很不重要，我们关心的仅仅是他什么时候出现。他一来就老远吆喝——“烂铜烂铁烂凉鞋烂套鞋鹅毛鸡毛——”，尾声抽得拉长拉长，我就没见比这更具感召力量的吆喝了，除了莲婆的“冰棒冰棒，红豆冰棒绿豆冰棒”。我们习惯把麦芽糖叫做打糖，老周卖打糖也收破烂，这就给了我们无限想像的空间，即便没有钱也有可能吃到诱惑十足的东西。家里的鹅毛鸡毛我们不敢作过高的妄想，那是一项重要补贴家用来源，数量极为有限不说，关键是母亲记得很清楚。我们也就只能打打烂鞋烂铁牙膏皮的主意了。搞牙膏皮和烂凉鞋一样是有讲究的，尽管我们很希望任何一支牙膏尽快挤完，任何一双凉鞋尽快烂掉，我们也只能循序渐进，我常常背着父母在牙膏、凉鞋上做些小手脚，但那个时候的东西硬是硬扎，纵然如此，依然苟延残喘，无法及时变现，我只好再在凉鞋上补上一小刀，确保鞋子能撕开一道口子又不至于让父母发现，这确实是件考验智慧和伤脑筋的事情，为此我没少吃苗笋炒肉。有次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拿起菜刀往老周面前一摆，老周不收，说刀还新着，不能收，我当时就急了，拿起菜刀直接向石墩上狠狠就是几下，当场就把那把刀废了，我说，这下总可以收了吧！事情败露后我自然而然地招来了母亲的一顿暴打，我觉得理所当然完全可以接受，更不值得自己故伎重施。我后来逐步把眼光放在了广阔的矿务局，去捡煤也捡金属，我一见到金属就双眼发光，拿起手就顺手用力往水泥地板一划，白痕的是铁，红色的是铜，这个动作影响了我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到了高中，钢笔缺墨，我都是这么习惯用力一甩，常常把后排的矿务局转学过来的女生脸上弄得一串麻子，搞得人家死活要换位子。

莲婆的冰棒却只能用钱买，绿豆的四分、光头的三分，少一分也不行。我当时浅薄地认为冰棒是夏天最美好的东西，可是即便是在冬天，我也常常梦见自己吃冰棒。为了牵肠挂肚的冰棒，我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在家里翻箱倒柜，希望努力能有所收获，寻找到几枚硬币，弄到一张两角票，我从不打算能找到那个英姿飒爽开着东方红的女拖拉机手，或者那位穿着吊袋裤的车床工人，那都是块票。我更不奢望能遇见那位戴着墨镜的炼钢工人了，那是整整五元。传说我二姐手上有一张，有一天二姐说是不见了，向母亲告黑账，母亲朝我吼道，你姐猫儿攒眼泪，辛苦几年才攒下的，你有良心啊？！我对二姐的吝啬和母亲的武断感到不可理喻，尽管那个炼钢叔叔意味着无法估量的美好东西，但它太大了，大到我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我说肯定是二姐想钱想疯了，无中生有。结果毫不例外地我又吃了一顿上好的苗笋炒肉，这次我不认为憋屈，我想能为巨大的五元而挨顿打，是我的荣耀，至少暗示我可能拥有过它，可能与它有过亲密的往来。后来二姐在一本藏得很隐蔽的书里再次懈逅了那个炼钢工人。我却没有一点昭雪的喜悦，我自认为的荣誉一下子轰然倒塌，那一刻我连多一句话也不想说，抄起铁棍，朝着家里的门窗痛快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直到现在回老家，那些承载过我当时意见和思想的佐证还在，只是它们已经认不出曾经少年的我了，而我见到它们，更多的是一种伤逝，人去楼空，父母早己不在，二姐也年近花甲，一种隐隐的伤痛从胸口无法控制的扩散开来。

再美好的事物都有痛苦的一面，就这点而言，在二姐偶尔和我一起吃冰棒的时刻感触尤深。二姐很少吃冰棒，格外珍惜，相比我的狼吞虎咽，二姐吃的就是谨慎和优雅，常常是我吃完了，她手上竟然还几乎是完整的一根，我越羡慕她舔着越慢，她舔着越慢我越羡慕，有几次我实在忍无可忍，一巴掌拍掉她的冰棒，再迅速重新拾起，风样地逃开，得到教训的二姐再也不和我一起吃冰棒了，远远地躲着我，有时轻轻咬上一口还回头不停地向我张望。

更多的时候是我无可奈何地望着莲婆，盯着那六只冰桶。莲婆没有子女，村里人背地里叫她寡婆，我很遗憾没有投胎到她身上，我甚至恼火连认莲婆做干妈的机会也没有，有时我也会为没一个在冰厂上班的亲戚而忧伤，大哥说他小时候来回走上几十里山路到县城，能喝上一杯绿豆冰稀就很理想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太缺乏层次，我的想法是夏天可以成天呆在冰厂，但理想总是没有照进现实，现实的我只能紧跟着莲婆和冰桶后面，把手里的分把两分钱攥着水来，等待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莲婆的冰棒溶化降价处理时捷足先登。不过我也认为这不是个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冰棒和打糖一直主宰和影响着我对零食的认知，我一度狭隘地认为我己经到达过零食的巅峰，直到我知道蛋糕和罐头的存在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人生格局是如何的不堪入目。

我与罐头的偶遇是在矿务局医院，那所诞生过我无数美好回忆的矿务局医院早几年还顽固地像一叶残荷立在风中，摇而不坠。我清楚记得当年一个库房的木窗有根可以松动的钢筋，这个秘密使我们可以从容地进出。当然我们是很有原则和底线的，除了那些可以吹成硕大无比的气球外，我们什么也不拿，而且只在过年时才多拿几个，吹成几大把盛开的花朵一样，挂在门口，力所能及地为珊珊来迟的春节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是那些气球全是单调的乳白色，难免单调了些。长大后我们才知道了那些气球原来不是气球，而是套子，可见，没有知识真的很可耻。

母亲埋怨我没用，具体表现在为一块一不小心掉在地下的米粉肉，连只狗都没打赢，居然还被狗咬上一口。母亲没像上次我剁猪食时把姆指削去大半一样，胡乱裹点锅灰包起了事，她听说被狗咬了就弄不好会得狂犬病，把家里人都咬了，很不甘心带我上矿务局医院，由此我的人生跟着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去医院的路上，原来是有一家饼干厂的，那饼干的香味隔着河都能飘过来，直往我怀里乱撞，催生出我人生的第一个理想，我想到饼干厂当个工人，甚至临时工也无所谓。那天饼干厂试销一种新品，半买半送，母亲花了3分钱给我买了两砣小蛋糕，我囫囵吃完长吁一气，这世上竟然还有这样好吃的东西，我一度很渴望自己天天被狗咬，就算住院也认了。

可是后来，我没有住院，母亲却住院了。母亲常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逢有老人过世，母亲就说，她就休了，唉，死这多人怎么不死我！我很不理解母亲会把死亡看成一种幸福并期待它的到来，或许，在母亲看来，死是容易的。母亲那个时候得的是肺癌晚期，我有些想不通，母亲既不抽烟又不喝酒怎么还弄个肺癌出来，我同时也怀疑好人有好报这句话的可信度。母亲与人友善，经常给人行些折毛符、收魂之类的方便，人缘很好，好多亲戚乡邻提着罐头来医院看她，我很诧异，怎么会有这么多罐头一下就冒出来了，而之前它们先前都藏在哪里，我竟一无所知。那段时间我一放学就往医院跑，我承认除了对母亲的眷恋，还有就是对罐头的牵挂，母亲偶尔会叫人开上一瓶让我吃。母亲住院后脾气改了很多，越发慈爱了，有时她还会摸摸我的头说，再过几个月我就该上初中了。

母亲心痛钱，住了一阵子就吵着要回家。父亲把那些罐头放在楼上二姐的床下，父亲说，除了母亲，哪个都不能乱动，其实父亲知道，他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满足母亲吃的想法。罐头就在楼上，就在我的头顶，我对罐头的惦记有时超过了对母亲病痛的忧伤，这种情绪让我无法自拔，又让我悲伤中掺杂了一些激动，这就好比好好的一丘稻田长出一些稗子，并且稗子的长势明显高过禾苗，拔了又长，长了又拔，一时半会老也拔不干净。我很真诚地安慰自己，就偷偷吃一瓶，父母肯定发现不了的。我终于没有抵抗过那种诱惑，鼓起勇气下手。那罐头实在难以撬开，我最后是用菜刀直接把瓶盖砍开的。那一刻，我对自已的自制力很不满意。欲望有时就像一只裂了缝裤管，稍不注意，就会越扯越宽。很多的事情也是有了初一就会有十五，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怀念罐头的味道，双脚自觉地会往某个方向抬去，我总是选择最靠里边的罐头吃起，完了再把瓶子摆回原处，直至有一天蓦然就发现仅剩下最外边的几瓶不是空的了。

母亲的情况越来越糟，父亲除了悲伤外束手无策，该试的偏方都试过了，毫无起色，母亲对父亲说，毛主席都奈它不何，就莫劳这个空神了。父亲有一次要上楼拿罐头给母亲吃，母亲坚决地拒绝了，父亲转身走后，母亲望着惊慌失措的我说，怕是那只猫吃得差不多了吧。原来母亲早就知道我的一切，最后力所能及地为我免去了一顿苗笋炒肉。几个月后的一个雪夜，母亲走了，从那个冬天开始，我再也不想吃任何一瓶罐头了。

母亲总是把“要做才有吃”挂在嘴边，这句话潜移默化一不小心就以种子的形式掉在了我迷茫的心野。坦白地说，我更向往不劳而获的日子，但这样的生活犹如流星，只短暂照亮过我童年的夜空。母亲怪我自己投错了胎，今生怕是没有发财的命了，我仔细观察过自己的双手，照相书的指引，大抵的确如此。关于这一点，其实我老早就验证过。外婆说当年走日本鬼子，逃得相当性急，惊慌间胡乱将仅剩的六块大洋塞进了老宅的墙里，后来却横竖找不着。彼时我学过了乘法，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五六三十，六块大洋值得三十块钱，多到几乎可以买下我整条命了。出于对这笔巨大财富的执着，我一到外婆家就拿上那根被我打磨着尖尖的筷子，做贼似的东捅西擢，但每次都无一例外地与那袁大头擦肩而过，尽管我坚信它就在某个墙缝里苦苦等待着我带领它重见天日。零八年那年大雪，老宅塌了半边，我不知道这是否与我当年的孜孜以求东捅西擢有关。

我自觉与不自觉地与劳动为伍。我经常逃课到空旷的稻田和杂草丛生的水圳里寻找扒弄泥鳅，我从来就没指望能从村里那所脱胎于宗族祠堂的破败小学起步通往幸福的金光大道。我哥我姐也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大姐上到两年级，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和加减乘除后，就再没去那里呆过一天。

老实说，我对学习扒泥鳅这类实用技能的兴趣远远超过学习声母韵母前鼻后鼻平舌翘舌的兴趣，在村旁一个泥潭里，我经常独自一人苦练扒泥鳅的本领，甚至也把自己想象成孔明，把泥鳅视为孟获，捉了又放，放了又捉，几擒几纵几纵几擒，我的技术日渐精进，来势汹汹，在杂乱无章的田野里，我一般用食指浅浅一探，就知道那孔里有不有货，然后迅速顺孔把手努力一伸一抄，反掌一扣，泥鳅的肚皮出污泥而不染，闪烁着激动的光辉，再两指一夹入篓，轻轻完事，上街卖了。有段时间泥鳅一度卖到一块二一斤，作为我当时最重要的精神食粮的图书的花费，全出自于此。我唯一一次送给大病中的母亲的礼物是一斤鸭梨，也是靠泥鳅达成的，那段母亲逢人就骄傲地讲述这几个鸭梨的故事，尽管那几个鸭梨最终还是没有逃出我的魔掌。

吊蛤蟆就简单了，随便找根又细又长，最好带点弹性的竹杆，系上一截细绳，绳尾再挂点蚯蚓，就在荷塘里或稻田旁上下抖动，蛤蟆眼睛很大目光却短浅，口阔而思想不开阔，常常自以为是地把蚯蚓当虫子咬住，大嘴一张长舌一卷，衔住囫囵一吞，就像评书里说的，说时迟那时快，小手一抖，蛤蟆入篓，再把出那蚯蚓从蛤蟆嘴里取出，继续去祸害它的同胞。我懒的时候连蚯蚓也不挂，直接挂个烟屁股，蛤蟆居然也上当。在我设计陷害过的鱼虫鸟兽中，只有淡水白鲳比蛤蟆饿和蠢，那家伙穷凶饿极连空钩也咬。待凑成一定数量，我就到矿务局市场里卖，卖泥鳅还好，可以大摇大摆，蛤蟆是益虫，得躲着防着卖，运气不好给街上干部一把逮了缴下，然后他们自己下酒吃，据说，炸干的蛤蟆黄嫩嫩的，是道下酒的好菜，他们还说，毛主席都曾经教导我们，蛤蟆下酒，膏油腻人。

尽管我弄鱼的水平也不差，但我一般不弄鱼。弄鱼没什么好处，还可能招来母亲的白眼。炒鱼是件很费油的事情，而母亲常常为炒个小菜的那点油都很伤脑筋。母亲对我弄来满篓子的鱼不知所措，说猴古的姜，吃着辣，扔了香。母亲还说，弄这么些鱼来，敬先人给鬼吃啊，倒了喂猪去！我曾几次听见我们家的猪被鱼刺卡住发出痛苦烦躁的嚎叫。我曾经将我弄到的一条大草鱼带到学校送给我的班主任，他总喜欢批评我，我觉得有必要让他也尝尝母亲那种有鱼没油的痛苦，那是我第一次别有用心地送人东西。令我感到意外的是，隔了几天老师特地向我致谢，还说，我可以变得更优秀，这让我仿佛看到隧道尽头依稀的亮光。我后来艰难地吃上国家粮，与这句话的关系相当大，由此我领悟到教育一个本质不算很坏的孩子，无关痛痒的表扬可能也比真诚的批评更管用。

因为油水的缘故，我很期待秋天的到来，那时意味着要勤工俭学了，我捡茶籽的原因比较笼统，除了对油水的渴望，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我勤工俭学远比读书更厉害，那是我长久等待的一小段可以扬眉吐气的时光，幸福会像爆开的茶籽球绽放，哪怕茶籽本身己经脱落也无关紧要。我浑身上下洋溢着不甘人后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不像现在。

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我去的最多是矿务局矸子山一带，那里山高路陡，物产丰富，很适合捡漏。常有整树整树的菜籽被遗忘在荆棘蓬里。学校的那点任务发起狠来一上午就能搞定，剩下的几天，我可以闲闲地看那满山轰轰烈烈的秋色，饿了也可以吃墩厚的弥猴桃、甜到忧伤的八月炸，顺带奉献百十来斤颗粒饱满的茶籽给母亲以度时艰，有时母亲会难得的一笑。说实话，我认为母亲的愁眉远远赶不上微笑体现出来的美丽。我不大习惯突然之间拥有大把肆意挥洒的时光，有时也会腾出手来混进山下的工人俱乐部瞧个新鲜，在那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了电视，华主席带领一大帮人在里面开会，我当时相当纳闷，一如多年后我侄一样痛苦地思索，这些人是怎么钻到那个小小的匣子里去的。

但我的这种好运气到初三时意外地中断了，我完全没有料到，至今也无法忘记，我在荆棘大蓬捡点茶籽，也会捡着两具尸体来，其中一个还是我早年的同学。我清楚的记得我同学右脚那只三节头皮鞋头已然裂开，仿若一只鳄鱼的嘴！那一瞬间，我吓得只剩下一阵午后狂奔，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茫然地驻足溪边，我希望溪水带走我那天下午无与伦比的恐惧，约摸一个钟头后，我看见几个人用床单裹着尸体抬下山来，那只张开的鳄鱼嘴，仿佛有了生命，一张一合的。

接下来就相对清楚了，据说那是为了一段因八字不合招致双方家庭极力反对，并且面临夭折的爱情走到了如此地步，我真实的感受到封建迷信不是一个好东西，剥去文化的外衣，可以杀人于无形。我之所以对我这位同学有一定印象，完全是因为他画画画得好，比我自以为是的美术天赋高出许多，以至我有点仰视他，我想一切顺意的话，他应该会是一名出色的画家。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我记忆也不会如此深刻，回到学校交完差，天早就黑了，寝室里空无一人。那是一幢很古旧的宅院，我不敢一个人面对整个寝室庞大的黑暗，更无法应付充斥在里边许多毛骨悚然的传说。我就这么别无选择地一身褴褛麻着头皮穿过那同学队上的山林回家。总感到后颈凉嗖嗖的仿佛那张鳄鱼嘴在背后如影随形，你快他就快，你慢他就慢，怎么也甩不掉挣不开，这世间的事多半怕什么来什么，就在一个转角几棵油茶树旁两场新坟赫然惊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知道那晚有无月光，也不知道那晚我抛洒了多少恐惧，我甚至到现在都不知是怎么回家的，尽管困意十足，那一晚我却一直不敢睡去，我怕做梦，在梦里，我更举目无亲，孤立无援。

事实上，我的思想和精力依旧情不自禁地往吃的上靠，我认为吃得最为五彩斑斓的还是席面。我甚至浅薄地认为，人生一般是从一场席面开始的。不摆上那么几桌，请上若干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就算那孩子的哭声嘹亮，笑声爽朗，也只能算个不着边际的单个存在，非得席面一下，才算作为正式的一员加入宗亲序列，融入的世俗的框架。我有时神经样地反复琢磨，为什么席面是十大碗，而不是九大碗八大碗或者十一大碗十二大碗，我想可能是八大碗的显寒碜了点，有违席面体现风光的初衷。九字是至阳的虚数、太大，神秘色彩太重，皇帝老子爱用的数字，一般人消受不了。十二碗吧，又可能受实力所限，“十”这个数字正好，有圆满的味道，还包含着起点终点的寓意，母亲对我这种几近无聊的思索很恼火，不耐烦地说老辈手上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关你屁事。

说是席面，其实也没法讲究太多，据说先前还论那么一点，三年困难期后实在顶不住了，什么先冷后热、先菜后点、先咸后甜、先炒后烧、先淡后浓，也就渐渐地顾不上了，通通地删繁就简了。一般情况下，席面的十道菜主要由鸡、鸭、鹅、鱼、蛋等排列组合而成，猪肉算是主角，我真正叫得上名字的只有那道头菜，叫什么全家福。当然十大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碰上家境实在窘迫的，就很考验厨子了，既要为主人家节省，又不能倒了面子。好在我们那做什么菜都喜欢搞点米粉，碰上厨子刚好擅长米粉系列，也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用米粉来糊盖住窘困的现实。

我一般懒得随母亲一同去席面，村里重男轻女，吃席面也男女有别。据说契丹人用国制治契丹，用汉制治汉人的模式是一国两制的最初原形，我觉得我们那席面中的男女有别也算是一国两制生动的民间实践。男人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八人一桌，吆五喝六，觥筹交错。女人不配有酒，甚至连板凳也省略了，稀稀拉拉倚桌而立，一碗菜分成八份，依被邀请的寡众，一概按人头兑菜，来一碗八下，再来一碗又是八下，分完了事，各吃各的。兑完十道菜，散伙回家。我一直鄙视兑菜这种猥琐小气上不了桌面的行为，我根本不屑于与母亲为伍，我也宁愿帮工烧火打个下手混个扫厨也不想跟着她去。直到年纪大了，才深深理解并认同兑菜这种行为，并且越发地认为这里面洋溢着规范、公正、慈爱的理念。母亲吃席面过程中大多只喝点汤汤水水，始终惦记着家里那几张没来席面的嘴巴。彼时我只想尽快长出胡子，鼓出喉结，如果额头能努力地挤出一两道貌似沧桑的皱纹就更好了，从此可以大踏步前进跨入男人的行列，大口吃菜大杯喝酒，还可以放下杯子，顺手往嘴上一抹，疑惑满满地说，喝酒这东西，真是怪，在家里两杯就醉了，怎么到了外面七八杯也不醉？！

相比而言，起初我更喜欢红席面。我搞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偷偷进入青春期的，我对从前热衷的往人家婚床上撒榉树皮害得人奇痒难当的行径，以及用萝卜沾点油星再抹上锅灰偷袭新娘的脸蛋来获取愉悦和快感的卑劣行径不再怀有兴趣，我开始更多地从美学的层面来看待问题。这么说其实有些抬爱自己，我所谓的美学，其实只有好不好看这个唯一的内核。我觉得结婚对农村女人而言是件幸福并痛苦的事情。从这天起，她人生的抛物线无可阻挡地从最高点加速下落，美丽终究难敌生活和劳累的牵扯，从此一路头也不回地在艰辛的世俗中泯然糟糠。我渐渐理解嫁女接亲时常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原因而故意拖堂扯皮，除了礼数不周，我想更多的是关于骄傲的最后挣扎，在女孩到女人转换中的最后一哆嗦。我对吃过的最漫长的一次席面记忆犹新，那次女方扯皮扯得相当辽阔，迎亲的队伍清早出发，午夜未归，直到我疲惫睡去，也没等到那队伍的凯旋，第二天醒来席面还没完场，说是开席不久。现在我一般不怎么去喝喜酒了，过于冗长的程序几次差点把我弄出胃病，而且现在婚宴炫耀的成分太多，好象谁没结过婚似的。

同样的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白席面就叫呷大坨肉，上好的席面陡然就平添了一股浓浓的阴森，对于白席面我总有几分恐惧，老想起白肉森森，仿佛那肉里弥漫着逝者的气息，根本无法下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摆脱这种想法的影响。直至我经历了那次恐怖勤工俭学，受过了那夜一直晃荡在我眼前的鳄鱼嘴后才有所改观，到了我亲手送走母亲后，我便彻底平和了，母亲说，生是一口气，死是一砣泥，无死不活，只有土里才能长出希望，长出东西。

我慢慢习惯以平和、客观的态度参加白席面，我一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席面比红席面更接近生命的本质，更具仪式感和哲学的味道，又或许，人生是从一场席面谢幕的。

人生百味，一日三餐。年华渐渐老去，我的身子开始毫无章法地朝大腹便便纵深挺进。这具皮囊也曾纳故吐新，包罗万象，多半却是过眼云烟，不成记忆，真正可以刳心雕肾、信心拈来的还是年少困苦挥之不去的那么几样东西，一如某段台词说的：这是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让我们几乎分不清哪一个是滋味，哪一种情怀。

只是甜也罢，苦也好，任你说出朵花来，我也不想再碰红薯以及南瓜这两样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