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时期，有一个十分奇葩的不成文惯例：朝廷如果下旨申斥官员，外官由督抚代宣，而在京官员则由太监传宣。因此京官如果被朝廷申斥，不仅要像犯错的小学生一样跪着聆听太监宣旨，还要受太监的鸟气，被太监破口辱骂一通。如此情境，情何以堪！
不过，如果不想被太监辱骂，也是有法子的——事先贿赂太监。当然太监也要视贿金多寡来决定骂或不骂，大骂或小骂。
光绪三十三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照例十九天内是不准官员递封奏的。书呆子编修刘廷荣却递了一道折子上去，朝廷因此怒传申斥。刘廷荣是一个穷酸翰林，又不愿意忍受太监辱骂，想方设法只凑了200两银子，托人向宣旨太监求情。临受申斥之日，太监稍减其骂，最后骂了句“混帐滚下去”，少了“王八旦”三字，时人戏呼之为“刘半骂”。
好了，我们言归正传。
话说清末邮传部初立，尚书张百熙和侍郎唐绍仪不和，两人互递奏章攻击对方。清廷左右为难，最后只好采取不偏不倚和稀泥的态度，各打五十大板，两人均着传旨申斥。
张百熙是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1874）的进士，先后出任过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学政、四川乡试正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国子监祭酒、江西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礼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等要职。
张百熙为官三十余年，勇于任事，敢于直谏，积极主张变法自强。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张百熙对“主和派”李鸿章的做法颇为不满，上书弹劾李鸿章是"阳为战备，阴实主和"，义正严词，令人叹服。
甲午战后，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张百熙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必须予以重用，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废科举、办学堂”的思想。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张百熙因此被罢官。
1901年12月，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恢复和筹建事宜。为了办好大学，张百熙十分注意延揽人才，选定直属知州"桐城派"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
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枞阳县人，同治四年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及深州、冀州知州，曾、李奏议，多出自他的手笔，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有极其丰富的从政经验。
不过，张百熙更看重的是吴汝纶的办学经验。早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吴汝纶便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冀州知州，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英、日教师教授外文，主张改进教学方法，兴办新式学堂。
吴汝纶的主张与张百熙可谓不谋而合，但当张百熙前去延揽吴汝纶出任大学堂总教习时，吴汝纶却不愿出任。张百熙于是穿着朝服长跪不起，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这才应允。
除了力请吴汝纶出山外，张百熙还聘请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李家驹、赵从蕃为副总办；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林纾任副总办；知名人士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孙治让、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真可谓是名流荟萃。
1902年8月，张百熙吸取西方先进办学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亲自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经清廷批准颁布执行。这部章程被称为《钦定学堂章程》，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谁能想到，像张百熙这样一位为官三十余年，勇于任事，敢于直谏，屡次出任清廷要职的人，最后竟然被一个太监给骂死了？
我们前面提到，张百熙在担任邮传部尚书时与侍郎唐绍仪不和，两人均被着传旨申斥。在受申斥的前一日，唐绍仪给负责申斥的太监送了400两银子。那太监觉得唐绍仪出手够大方，很上道，于是在宣旨毕，只字不骂，只说“下去”二字。
而张百熙为官数十载，铁骨铮铮，不屑于向太监低头行贿。结果在申斥日，张百熙跪听宣旨毕，太监随即顿足大骂，什么难听骂什么，直骂得张百熙浑身发抖、面色血色，这才说道：“混帐王八旦滚下去。”
张百熙受了太监一通辱骂，回到家里，气郁成疾，就此与世长辞，享年6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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